多图长文预警（本文涉及大量田野调查与问题无关，阅读时间较长）
其实我想谈谈和文学不那么相干的问题；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件事会火？也就是本问题想要问的。
从官媒下场到自媒体跟进，想要传递什么信号？
而左派又该怎么看待这件事。
前两年有个类似的事，大家应该还没忘：农民工读海德格尔。
每过几年都要有一位来自底层（从外卖员到农民工的劳动者）以他们独特且在常人眼里与身份不符的爱好与才能轰动媒体。而社会对此的评价也很模板化：
每个人无论身份都能够在社会中发掘展示自己的爱好与才能，让我们一起抛开传统的歧视眼光，重新审视农民工群体中可能的才子。
这会是官媒的正能量宣传。你不可说它不进步——相较于社达来说，确实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复杂社会阶层中必然有“高手在民间”，从而降低生活中的歧视。
但止步于此了吗？左派就该看到这一步了吗？是不是一个关心劳工议题，关心class issue的人，该和新自由主义及其体制下的普通人一样发出欢呼“拒绝歧视，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
这可能于宣传下隐藏一个前提“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中，每个人，即使农民工也有无限可能”。从而直接导出结论————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从我的工厂调研与实践经验看对于劳工群体的误区：
我曾于23-25年间多次超三个月于深圳龙华的电子厂与物流厂进行社会学调研，从劳务中介的派遣制度到工人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等议题入手进行研究。
接触到了主要以临时工（三个月以内）等流动性强的工种为主的，年轻人（28岁-18岁）以内的为主的工人群体，并和他们进行了深度的访谈。
这里必须强调田野的关键在于同吃同住，甚至工人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我们的团队是来调研的，而是把我们当做了和他们一样打工的学生。
在一开始就使用调研等名义不仅会让人不知所措，还不容易取得包括老板，中层管理，基层干部（线长），以及工友在内的几乎全体人员的信任。（这是我们的实践经验佐证的）。
在开始调研前，我们阅读了很多理论书籍，从学做工，到布洛维，以及国内的田野材料：cuhk杜老师的男工女工和十多年前的《我在富士康》等本土田野调查经验。但毫无疑问，近期的，电子厂的，临时工群体的田野作品是欠缺的，我几乎找不到。呈现明显的缺位，所以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最终确定了调研的形式：一个全过程体验的民族志➕深度访谈（样本在30-40人），并且申报了费孝通田野项目，感谢上海大学的赞助和cuhksz的各项基金，使我们得以完成调研。
我们毫无疑问的会在进厂前对于工人群体有个“预设”，他们到底过的怎么样？很苦吧，唉，资本。。。等等老生常谈的左翼meme。这里的工人群体被高度脸谱化了，忽视了他们身上其他社会性标签交叉带来的intersectionality.实际上同厂做工人的命运高度不一致：
就像是这个农民工大叔（你只用农民工和大叔两个标签，足够概括一个人吗？他来自哪里，有无家庭，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物质条件，兴趣爱好，感情经历）多么的高度复杂啊！这种预设在我们的调研里不说有害，但是无益，所以我们要打破刻板印象。
第一天，我们被分散进入了由外包公司分配的低价宿舍（300+水电100）约400元的十人间，不在厂区内，在附近的工业区。
宿舍体制与生活环境对于学习和爱好的发展至关重要！很多人会觉得工人懒，不上进，所以才不学习不提升自己，一辈子做没技术含量的工作，真的吗？笔者在宿舍留下了一些纪实：
空闲时间的有限和难以令人满意的居住环境可能也是他们呈现自我封闭状态的另一个原因。在F厂工作的工友基本一天都要在工厂里待十二个小时，中间除了工作仅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回到寝室，洗漱完毕，距离睡觉时间也仅剩一两个小时了。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手机几乎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每个人都沉浸在眼前四四方方的另一个世界里，寝室里很少有交流。而寝室的现实环境也让人难以面对。 “这里的宿舍仅仅能满足工友的睡眠需求（甚至无法保证质量），说明在设计之初就不考虑工人的除基本生存再生产自己劳动力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在这样狭小的环境里，工人无法拥有个人空间，除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外还能干什么呢？想要提升自己或者改变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环境就会塑造短频快的娱乐方式，并且让你除了这种事外什么都不想干。我宁愿在外面待着也不愿意回宿舍，厂里的环境都比那里好。霉湿与不通风，任何人在此常住都必然会造成身体的伤害。沟通欲望低下的工友，“眼里无光”更是理所当然了。”环境与心境互为作用，造成了一种循环。
“宿舍逼仄的空间和污浊的空气让人难以安定，有空调也许是唯一的慰藉。物质条件差其实还在其次，最令我难受的是舍友的态度—十分的冷淡，不愿与人交流，而只是面无表情的刷手机，即使有人想开启话题也只会被一两个词带过，这时我的感想就是马克思在手稿里对异化的描绘那样—不只是身体痛苦，精神也同样受到摧残。这使我的兴奋劲有些消散，并不禁对明天的进厂工作感到担忧，因为我害怕自己出来后也变得像他们一样连与人交流的力气（身体和精神上的）都没有了。虽然之后几天遇到的工友大部分都很活泼、愿意聊天，但第一天在宿舍遇冷还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笔者不禁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生宿舍的室友甚至有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三个月之久，却依旧彼此形同陌路。
环境正在阻碍人的自由发展！从爱好到学习，从文学到哲学。因此，我们也更加敬佩在劳作与艰辛中依然保有这灵性，且坚持创作的劳动者们，但我们的歌颂只献给劳动者，而我们的批判将继续。
必须记住：要歌颂那些将来之不易的时间用于学习与爱好的人，更要问问，为什么迫使他们牺牲自己来自不易的休息时间？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
从哪里来？工友们的地域标签与家庭背景
正如我一直强调的社会学中的交叉性，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其他背景，才能理解复杂的人。
从地域分布的角度来看，本次受访的所有富士康工人，都是非深圳户口的、户籍意义上的“外地人”。当然，在深圳这一有1243.87万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占比高达70.8%的经济特区，这一事实并非意料之外。而这些来自外地的富士康劳工们，大多都来自中国大陆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南方省份。其中，人数量最多的前十名来源地省份分别是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湖北、贵州、云南、辽宁、福建、内蒙古、重庆。而这一统计也与深圳市流动人口的来源地省份是具有相似性的。根据深圳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在2019年制作的“深圳非户籍人口来源地”的统计，前十名来源地省份分别是广东（30.6%）、湖南（13.9%）、湖北（9.6%）、广西（7.8%）、四川（7.6%）、江西（6.7%）、河南（6.1%）、重庆（2.9%）、贵州（2.2%）、陕西（1.8%）以及安徽（1.7%）。不难发现，在这座属于“奋斗者”的城市，富士康已经完全被外来劳动者所占据了。
当涉及城乡分布时，在本次愿意表明自己是农村还是城市出身的16名受访者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以及县城。其中有6名来自农村地区，7名表明自己来自于地级市下设的“县城”或县级市，而仅有3名受访者表明自己来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可见，大部分受访者更多来自于都市核心区域的外围地带，这些地区或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或这一进程受阻，或受制于国家耕地红线政策而无法进一步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潜力和就业机会与深圳这样的制造业大城显然是无法相比的。
工人们的教育经历的一大特征，是“辍学”。许多受访者都是在中学（中专）、大学（大专）在读期间，出于种种原因而离开学校，不得不走上社会。甚至有极少部分受访者在义务教育阶段就离开了学校。例如，来自广东肇庆的阿斌（19岁）从14岁初中时就不再读书。部分工人是因为自身行为违反学校规定或法律法规而离开的，诸如打架斗殴、抽烟酗酒等不端行为。也有工人是因为自身不愿意或者不想学习而选择离开。
下面我将展示一些统计数据：
此外，对于一些正在或者曾经大中专学习专业技能知识的工人而言，他们中绝大多数学习的专业和在富士康工作的内容都毫无关系。例如，来自广东的阿阳（22岁）学习的是幼师专业，今年仍然是大三在读，却在实习期中来到富xx产线上，当给产线工人拍照的管理员。来自广西贵港和广西玉林的两位女工友学的是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却也同样来到了并无任何对口工作的富xx厂区内。让人意外的是，这种现象甚至为不少大中专所允许和鼓励。许多院校与厂区都有合作，以“实习”的名义将学生送到指定工厂打工来为学校获得收入，而工厂在获得学生的廉价劳动力后也并没有给予学生作为实习生应有的待遇。辽宁辽阳的小志在上大专期间学习的专业是物流，然而他的院校居然安排他们一部分人去安徽阜阳一家电子厂打工，而据他所述，他在那家电子厂干了一个月后的工资到手也仅有900元。
过往的打工经历
在受访者当中，许多人并不是第一次踏入社会。有很多工友向我们讲述了自己曾经在社会上各行各业摸爬滚打的经历，他们或投靠亲朋好友，或通过中介，进入服务业或制造业的各种岗位，并在工作中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与经历。他们除了拥有独立生活的坚强与勇气之外，更多的是对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失望与无奈。而他们亲历的诸多事件，也成为了他们离开原先工作的地方，并来到富士康的众多原因。
对于初来深圳的外地人而言，进厂打工首要途径，是通过中介机构进入工厂。而中介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后，不仅形成了高度完善的产业链，而且也滋生出许多让劳动者稍不留意便会掉入的陷阱，以让中介从中牟取利益。首先，劳动者通常会被中介以各种手段被诱惑入厂。例如，在深圳龙华区中介招工的人才市场上，负责吸引招呼劳工前往派遣公司的员工，以年轻人居多。他们大多穿着颜色引人注目的马甲（如红色、黄色），热情的招呼与问候大部分是他们同龄人的青壮年劳工。同时，中介机构也会让公司的年轻主播（尤其是女性）等，拍摄短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扩大影响力。而在条件待遇上，中介机构也会用诸如“做事轻松”“包吃包住”“帅哥美女多”“某某厂直招”等字眼来吸引求职者。但当求职者进入通过简单的面试和体检环节后，便会发现许多中介所描述的条件待遇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例如所谓的“某某厂直招”的背后，中介机构安排求职者签约的实际上是自家的劳务派遣公司。此外，由于工人签署了“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不能享受正式工拥有的福利保险。这些宿舍通常是6到10人一间，居住环境拥挤，平时在不同部门、不同时间段工作的工人往往被安排到一起，导致宿舍内无法形成统一的作息时间，也增加了摩擦滋生的可能。而卫生条件与宣传图片大相径庭，大部份卫生间并没有干湿分离，宿舍内也没有舍友协商或公司规定的值日制度来进行轮流打扫，房间内有异味或污垢是普遍现象。
更糟糕的是，中介人员有时甚至会在工厂人员需求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把新入职的工人拉到工厂，然后就对工人们不管不顾。女工人阿琴就曾在大二暑假第一次出去打工时，遭遇过这种情况。当时她与朋友去了一家东莞经由别人推荐的中介。由于是第一次出来打工，她在看合同时比较仔细，然而那个中介却告诉她不要看得那么细，直接签字。签完字后她们前往工厂坐大巴车就交了中介200元钱，而中介说必须在工厂做满一个星期才能退钱，当有人问中介为什么要收钱时，中介便直接回答道：“你不干可以滚”，然后中介便直接离开了。
我们发现大部分进入富xx打工的工人都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县城地区。他们的学历背景主要是初高中、中大专院校在读、毕业甚至肄业。他们在学校学习的专业也大多不与从事的富士康岗位相关。许多工友在过往的进厂经历中遭遇过中介欺骗、高强度劳动、职场霸凌等现象，并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来到富xx这样的正规大厂来规避此类现象。多数毕业季工人希望将富xx作为短期工作来过渡毕业期，也有学生希望借着寒暑假来打零工、体验生活。走上社会的工友有的希望获得实用技能为未来发展铺路，也有的希望为家庭成员分担压力、承担重任。他们怀揣着各样的故事与期待，从五湖四海而来，既期待脚下的路，又迷茫“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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