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常凯申27年踩了刹车，中国文字恐怕难逃被拼音化的命运。新文化运动时期，汉字改革的呼声在文化界相当流行。绝大部分左翼文人和小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均持有该种意见，其中就包括我D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左翼精神领袖鲁迅，以及后来掌握实权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夏衍，谢觉哉等。
下面举几个例子。
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在他临逝世前，“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再看看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在观点。
“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我们祖先留给我的，好像过去文庙乌龟身上那块石碑一样 ，简直把我们压死了，这个负担就是汉字。从前我们认为汉字是个宝贝 ，现在我们才知道汉字使 得我 国大多数人愚昧无知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谢觉哉
上面几位还只是停留在文人打嘴炮的阶段，而瞿秋白可是要来真的。他在列宁的“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思想指引下，不仅主张激进的文字改革，而且已经在苏联专家(苏联汉学家郭质生为首）的帮助下提出和完善了具体改革方案。
1931年9月，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联的海参崴召开，大会以瞿秋白在莫斯科写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并制订出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方案。同年12月28日，瞿秋白经过深入研究后，又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修订为《新中国文字草案》。
在苏联统治下的少数族裔和卫星国多难逃被文化改造的命运。
布里亚特人历史上使用老蒙文。苏联时期，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同化，对布里亚特人实施了文化改造政策，其中就包括文字改革。1931年，在苏联的影响下，布里亚特的布尔什维克人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拼音文字，但在1938年又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布里亚特语，并自1939年起正式使用基于俄文字母的文字。
1937年，由于苏联担心远东地区的朝鲜族与日本勾结，将17万朝鲜族强制迁移到中亚。此后，苏联政府推行俄语教育，禁止使用韩语，焚烧韩语教科书。在学校里，朝鲜语教学被取消，朝鲜族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字，转而使用俄语作为主要交流工具。
1941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颁布了使用拉丁蒙古文的决议。然而，受苏联文字改革政策变化影响，一个月后，蒙古国又决定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创制新文字。1946年1月1日，蒙古国正式使用西里尔蒙古文，替代了此前使用的回鹘蒙古文。而我国内蒙依然使用回鹘蒙文至今(老蒙文是竖写的）。
苏联还在历史上使用拉丁字母的斯拉夫国家强推西里尔字母作为官方唯一字母书写系统，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还试图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罗马尼亚语（称为“摩尔达维亚语”），以削弱其与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
在我国抗日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真正实践过汉字拉丁化的。1938年边区出版了新文字刊物《Dikang Daodi（抵抗到底）。1940冬，边区政府发布了布告，宣布拉丁化新文字与汉字享有同等效力，各种单据、公文“用新文字写跟用汉字写一样有效”，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也要一面印汉字，另一面印新文字。同时开办新文字冬学，出版各类新文字报刊、课本和读物。
当时的新文字是这样的。
还好43年这场汉字拉丁化被叫停了(43年国军那边开始积极搞军事摩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