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四军易庆明曾在和日军的一次正面冲突中见识了日本人对待伪军有多残忍。老人回忆说，日本人作战不要伤兵，只要是负了伤、走不动的，他们就把汽油淋到伤兵身上，点燃了烧死。
他曾亲眼看到一个伤兵向日本军官跪地求饶，大声喊：“太君，太君，我还能够打支那兵，你就别烧我。”可见，在鬼子的眼中，这些伪军只不过是能走动、会说话的易耗品而已。
日军的小队长就可对伪军的师长、团长颐指气使，大要威风。很多伪军将领受到了日军的侮辱。有一次日人将李长江（汪伪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看管起来，经几个师长作保才出来。
叶蓬军衔至上将，曾被日军驻武汉特务部柴山少将左右开弓，打了两耳光。被打后，他虽极为苦恼，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武汉一度流行这样的谣歌:“少将打上将，左右两耳光。柴山不走，叶蓬不来。”
山东省日照县沦陷后，先进城的伪满军，不忍随便杀害老百姓，给敌方军官看见，觉得可疑，于是强令数十名伪军和被捕的乡民都拿刀对斗，使他们自相残杀，日军官则坐在旁边喝酒为乐。
据军委会政治部编“日寇暴行录”记载，1938年3月初，敌军在风陵渡被我俘虏了一连人，里面仅有四个日本军官，其余都是我们的东北同胞，可是都是哑子，不会讲话，后来方知道是被敌人骗他们吃了一种哑药或强打哑针所致。
1940年3月7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到，“接见丁锡山(伪和平救国军第三路司令)，叙其部队受日军侮辱之事，实为之发指。如此下去，则中日合作无结果。”
日军特务机关对伪军伪组织控制很严厉，一旦发现有离心倾向的人员，就秘密下毒手。如正太路沿线的日寇为了维护他们的交通枢纽，就曾对伪军和伪组织中有所谓“不稳思想”的人员，大施恐怖政策。
平定、阳泉的日寇特务机关在机关长多田的亲自指挥下，于1942年 10月6日开始实施了“防谍周”，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将平定伪县政府所属机关包围，捕去伪组织人员四十多人，加上“通匪”罪名，都给活埋了。
紧接着，榆次伪特务对于10月25日突然被日寇包围，有 11人被捕，当天就被全部活埋。“类似这样惨杀和逮捕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情况，各地时有发生。”
对被抗日力量俘虏的伪军，日人更是不信任，遭到杀害的可能性更大。1939年，江南日军就曾因此杀了百多伪军。日军遭到打击，往往要拿伪军出气。在这方面，即便是伪军官长乃至将领，也不能幸免，且是极其平常之事。
普通伪军的生活是清苦的，“往往二五个月不发饷，每天两餐玉米，菜金只一角钱”。伪军家属的待遇很难有保障。自己参加伪军，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属、亲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在伪军中曾出现过这样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1941年日军在晋察冀进行秋季大扫荡，从根据地抢去很多妇女，到敌占区搞人身拍卖。山西省平定县一个伪军花了300元，买到一个“老婆”，从席筒里拉出来一看，竟是白己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抗日根据地表演的戏剧《慰劳》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本是一个死心塌地忠实于日军的伪军队长，其妻子被日本军官抓去蹂躏之后，又被当作“慰劳品”赏给自己“享受”。
该伪军队长在不堪忍受的羞辱中，当场打死日本军官，投诚了八路军。
汪伪政府虽然设立了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在其之下设立了诸如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海军部等系列军事机构，但徒具组织形式而已。日军牢牢掌握了伪政府的真正军事权力。
1941年1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中国方面武装团体配备及指导要纲》明确规定，所有汪伪武装团体必须依照日军总司令部及各有关司令的命令及指示，接受军事顾问及所属机关的指挥。
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及由日本人组成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才是伪军的真正最高指挥机关。因此，不仅汪伪军事机构完全处于日军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之下，而且汪伪军事力量，包括宪兵、警察、保安队等，没有日军的命令，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这种受制于人的傀儡体制，使得伪军将领不可能有真正的实际军事权力，一切军事调遣必须服从日军的安排。伪军的所谓上将、司令，在日军眼里都与实际军事指挥无缘。
如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就没有指挥权，实权完全掌握在参谋长——日人南浦手里。李长江本是上将但要受南浦少将指挥，什么事也管不了；李手下的师长要受日本校官指挥。
军人没有指挥权，是对军人的直接讽刺与打击。因此李长江与日军的矛盾尖锐，李手下的师长也“非常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