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蜗牛事件。
1974年2月12日下午3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兼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诤将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准时赶到国务院会议室。进门一看，里面早已坐着国务院及各部的几位领导，他们是华国锋、李先念、方毅、余秋里、谷牧、康世恩、韩念龙、苏静、柴树藩、沙丰等，一个个表情严肃，不像过去会前相互聊天，询问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觉得今天的会议气氛有些不对劲儿。
看到王诤进来，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他。王诤坐下之后，过一会又进来几个人，都是其他几个部的部长。
会议由主管国务院业务的副总理李先念主持。李先念开口就说，没有办法，今天只得请各位来开这个会。
李先念接着说，一只蜗牛弄得我整整忙了一天半。这件事情发生在四机部，闹得人没法工作了，现在正波及其他几个部，要是这么一闹，我们国务院各部还工作不？
恢复工作不久的王诤，没有想到刚“出山”就踩着了蜗牛。这只蜗牛不但大闹京城，而且全国各个行业都被它搞得乱哄哄的，如同地雷引起了连环“爆炸”。
1970年王诤在河北“五七干校”
美方送了几只玻璃蜗牛
当时中国没有彩色电视，连黑白电视在普通人家都是一种奢侈品。1973年，王诤、刘寅等四机部的领导经过商量之后作出决定，要尽快发展中国自己的彩电事业。于是向中央建议，从彩电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中央批准了这项建议。四机部所属中技公司遂于当年6月向美国康宁公司询价，对方于9月报价并发出邀请，欢迎中技公司派人赴美考察访问。四机部派出的12人考察组在12月成行。
王诤将这个引进任务交给了刚迁往中国腹地大“三线”的780厂（四川长虹机器厂），并让厂长王治东担任团长，带队前往美国考察、谈价。
王治东一行到达美国之后，经过考察和商谈，以最低的价钱将引进彩电生产线的事情基本谈妥，两国的技术人员在分别的时候，美方代表为了表示诚意，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人一只玻璃做的蜗牛作为纪念。
王治东回国后将情况向王诤作了汇报，并问送给代表团每个成员的那只玻璃蜗牛如何处理，是全部交公还是让大家各自带回去做个纪念。
王诤一看只是一件玻璃制品，值不了几个钱，同时谈判中代表团为国家节省了不少的经费，就同意各自拿回去做个纪念。
事情到此本来就结束了，谁知此事被第十设计院的一个干部知道后，他认为事关“国家荣誉”，非同小可，于是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代表团这次出国引进是走的“爬行主义”，因此美国人送给他们每人一只蜗牛，就是在讽刺我们国家，在科技上如同蜗牛一样地爬行。
江青接信后“一夜未眠”，认为“事关国格”，四机部王诤等人走的是一条“爬行主义”和“崇洋媚外”的路线，必须进行批判。
翌日清晨，江青赶到四机部，除接见写信者之外，还抛出了“发动群众，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口号，引得四机部大院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接指向王诤等领导和他们的“后台”周恩来。
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从此开始。
外交部的“蜗牛之争”
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召开紧急会议，就是为了商量“蜗牛事件”的对策。那时就连国务院副总理出国也是很少的，更不用说各位部长了。一个紧急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
李先念看再开下去也只能是这样，提议在座的人立刻去外交部，找一下姬鹏飞部长，看看美国人对蜗牛到底是什么看法。李先念强调，这个蜗牛还得调查，中央政治局也还要讨论一下，再作处理。
根据李先念的意思，部长们马不停蹄赶到外交部。下午5时，外交部召开会议，听了关于“蜗牛事件”的汇报。会议由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主持，外交部各司司长、局长以及部分重要司局的处长也都到会，特别是礼宾司，更是派出了除司长之外的一些对于国外礼宾习俗都很有研究的专家来参加会议。
会议一开始，两种意见就交上了“火”。
一部分人认为江青说得对，如此讽刺中国人的蜗牛，为什么四机部的人还要拿回来？必须立刻退回去，以体现中华民族之精神和气节。
另一部分人认为，一只玻璃蜗牛不值钱，这东西也许是西方人习惯，他们喜欢这个动物，如果退了，还会被别人耻笑。
姬鹏飞见争不出个结果，就让美洲大洋洲司司长林平发言，想听听他的意见。
林平认为，美国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目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将这蜗牛退回去，恐怕有些不妥。还是得再调查一下，把情况搞清楚了再来考虑退与不退的事情。林平接着说，就是要退给美国人，那也不能退到（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去。如果退到联络处，他们会认为不是在跟中国人做生意，而是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我们联络处不能管这些事，你们要退还是退给那个美国商人去吧！
姬鹏飞听林平这么一说，认为有道理，于是强调说，现在不能马上退呀，先要把情况搞清楚，如果别人是好意，是想跟我们做生意，那退回去就闹笑话了。
王诤坐在那里越听越生气。这件事情，将国务院上上下下搞得晕头转向，副总理都出面了，各部的部长也都跑来开了半天会，结果还是在原地踏步。
破解蜗牛之谜
由于这是一件“突发事件”，国务院无专门部门来管，也就无所谓督促，外交部又迟迟没有关于处理的意见回复，四机部的报告也就无法“出笼”。江青问一次，四机部的人就说正在研究；再问一次，又答，正在处理。
同样感到压力的外交部，在这个“危难之时”，突然想出一个办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对国际友人柯夫兰和艾德罗进行了专访。
两位国际友人说，别人送你们礼品，自然是表示友好的，不然为什么要送你们呢？至于蜗牛，中西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们认为这是一种行动迟缓、背着沉重“包袱”的弱小动物，而西方人却很喜欢这种动物，这种动物在美国是表示幸福吉祥的意思，朋友相送，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并不存在什么讽刺挖苦。法国人特别爱吃蜗牛，还将它搞成了一道名菜哩！
得到外交部的消息，王诤心中有了底，立刻召开会议，对这件事情进行解释和说明。
因为这个事件受到无辜牵连的“牛团长”王治东要到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去任副局长了，他来到王诤的办公室，从挎包里取出那只蜗牛来放在桌子上说，王部长，做个纪念吧。
王诤用手指着那只蜗牛说，蜗牛啊蜗牛，你这个小小的东西给我们惹了多大的麻烦，闹了多大的笑话，你真的差点儿将我们都变成蜗牛了啊！
王诤双手捧起那只蜗牛，将它交还到王治东的手里说，你带到新的岗位上去吧，他会让你回忆起许多难忘的事情，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中国的电子事业快马加鞭往前跑。
题外话：感谢周总理和老一辈领导人在当时不正常的气氛下对于极端左倾思想和“四人帮”的坚决抵制，让我们今天仍然能了解到这段历史和它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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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接下来回到现实部分。
如果按这些争议提出的部分：这个瓶子在海外曾经有屈辱的经历，今天用这种形式表现它就是在不尊重历史，或者说不尊重这个瓶子本身的价值，那我就有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喜欢穿汉服，但是满大街穿汉服的小伙儿姑娘们，都穿的是长裙小袄，连襟曲沃，没有一个人穿的是麻布短打衣服。
但是在真正的古代：大部分劳动人民穿的是麻布衣服，只有地主和富家小姐才会穿长裙小袄。曾经的诗词里就提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句话，穿长裙小袄的人都是不事劳作的剥削阶级。
那问题来了：今天在街上这些穿长裙小袄，连襟曲沃这种汉服的人，是不是崇尚地主阶级的那个时代，他们穿曲沃而不穿麻布衣服，说明想回到过去当地主，他们不尊重封建社会时期的劳动人民，并且用穿着封建社会时期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服的方法来耻笑和嘲讽当时占大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本质上暴露了她们想作为人上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
所以说，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看事情，是不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挑理或者找理由反对？
其实提出这个观点的讨论本无可厚非，也不是说提出来这个文创产品是不尊重历史的人就是错误的或者该被批评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像他们可以反对这个做法，但是我也可以发表言论说我支持这个做法，大家讨论即可。现实是：要是他们不提出这个观点，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瓶子曾经存在过。但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过度上纲上线批评人家的文创产品，到时候做点什么都是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东西干脆没人做。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和他背后的历史的存在？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更好？我认为不会，我认为只要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在没有添油加醋的情况下如实展示出来，就不存在抹黑的概念。宣传比不宣传好，告知比藏匿好。如果不把这个瓶子背后曾经的历史展示出来，那这个瓶子曾经遭受过的屈辱经历，在百年之后也就无人得知了，比起被人认为不适当的展示和推广方式，无人提及才是对历史和文物最大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