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重用岩里正男，体现出的是小蒋真正继承了老蒋的遗志与“事业”。
蒋蚣极其注意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自他成为誓死效忠日本帝国主义的超级战略间谍后，从1915年起就开始记日记，直到1972年卧病不起才中断。在日记中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的日谍行为做百般辩解，所谓：日记雪耻，地图开疆，蒋蚣痿武，冥国万碎。
这个日本超级战略间谍“转进台湾”后就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儿子蒋经国，小蒋大权独揽后就把特工监听到私下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岩里政男）逐步提拔为“副总统”，使他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继承人。并解除黨禁让主张胎毒的民烬黨合法化，以便抗拒统一使美日继续控制台湾。
综上所述，一旦围绕着 蒋蚣是日谍这个假说展开，一切事实都得到了合理解释。这在强烈暗示着，这个假说的确是成立的。 蒋蚣对于其它的政敌本来也没有那么残忍，包括阎锡山，冯玉祥。为什么对杨虎城能够下那么狠的杀手？因为杨虎城坏了日本的大事，是日本痛恨的敌人， 蒋蚣作为日谍，当然痛恨杨虎城。本来 蒋蚣也痛恨张学良的，但是张学良好歹也还是配合着把东三省送给了日本人，所以对日本也还是有一些好处。
支持蒋介石是日本间谍这一假说的旁证：
一、蒋介石认为：赤化尤可恕，非法抗日死有余辜！#解密档案#透露：比起CP党员， 蒋蚣更恨的是1937年以前“非法抗日”的人，尤其是在1933年4月6日他下达“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手令后还敢抗日并且毫不悔改的人。这类人就算是到了全面抗战阶段，也是要通过特务手段捕杀的。例如东北义勇军领袖黄显声（事迹详见"http://t.cn/AiT1ndsJ"）、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领袖方振武、宣侠父、张慕陶，西安事变领袖杨虎城，都是在全面抗战阶段被秘密逮捕或杀害的，并且最终全部遇难。
支撑这个观点的有力证据是1938年7月13日和8月3日 蒋蚣给蒋鼎文的两个手令。
1938年7月13日， 蒋蚣下令捕杀宣侠父：“西安蒋主席。希即将宣侠父秘密拿解来汉或就地枪决可也。”
1938年8月3日， 蒋蚣密令蒋鼎文：CPC（但不包括宣侠父）别乱抓，张慕陶别漏网。手令原文：『西安蒋主席。CP在西安之党委贾托夫（按：贾拓夫）、李初黎、冯文彬三人（按：此处原稿有“宣侠”二字，后涂改为“三人”）忽告失踪，实情如何，希详告。现对CP方针，应以公正处之，（按：此处原稿有“但不可以密捕”，被删去）勿使其越轨可也。该三人如系由政府逮捕，则可准其保释。当此时期，勿使有所借口也。又宣侠父前在西安之名义是否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代表？希详报。闻张慕陶已由政府开释，未知确否。此人最卑劣，死有余辜，应公开处治，不能以其反gòng而即释放也。以后对CP态度应缓和，而勿使之放任为要。中正。』
可见， 蒋蚣在1938年的这次逮捕行动，目标就是宣侠父、张慕陶两人，同他们属不属于CPC并无关系。蒋鼎文领会政策不到位，以为要搞摩擦，故密捕了多位CPC在西安的领导人，却因张慕陶已不是CPC党员（按：1934年被开除出党）而将其释放。这一做法被 蒋蚣严厉申斥。
那么宣侠父、张慕陶为啥特别遭 蒋蚣忌恨呢？原来他们同方振武、吉鸿昌是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的“死硬分子四人组”，在 蒋蚣声言“在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见下图）之后，公然抗令北上坚持抗日，并在 蒋蚣签订《塘沽协定》丧权辱国之后立即打脸，在冯玉祥领导下收复察北，解放多伦。当然如果方、吉、宣、张四人到此为止，悬崖勒马，向来宽大的 蒋蚣还是可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可恨四人在冯玉祥解散同盟军后，仍然死不悔改，继续坚持在抗日一线，迫使 蒋蚣不得不同日军一起“会剿”才将其消灭之。详见：http://t.cn/AiT1ndsH" "http://t.cn/AiT1ndsp"
蒋蚣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你以为它1933年4月6日下达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手令与4月10日发表的“在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训话是儿戏？
方、吉、宣、张一点面子都不给公然抗令，还想有活路？ 1934年11月26日，遵照“侈言抗日，立斩无赦”的精神， 蒋蚣给北平军分会主任鲍文樾下达了处决吉鸿昌的手令：“北平军分会鲍主任志一兄：任应岐、吉鸿昌勾结共fěi，图谋不轨，证据确实，应即照律枪决公布可也。蒋中正。”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两天之前，熟知领导意图的何应钦已将吉鸿昌处决。11月25日何应钦致电告知 蒋蚣，吉鸿昌、任应岐已于24日中午执行死刑：“吉鸿昌、任应岐两犯已于敬午在北平陆军监狱执行死刑，谨闻。”
1938年 蒋蚣令蒋鼎文发起秘密行动，将宣侠父、张慕陶逮捕。不过宣侠父当即被处决，而张慕陶则又坐了两年半黑狱，在1941年1月5日被枪杀于南郑。
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死硬分子四人组”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的方振武，则在香港沦陷后返回广东时于1941年12月被蝈黨特务袭害于中山。
蒋蚣以惊人的耐心和张驰有度的节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最终在1941年底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死硬分子四人组”全部予以“最严厉处罚”。
二、抗战期间国民党还在向日本拨付庚子赔款
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
1937年8月27日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1937年9月7日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金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钧署八月卅电饬暂缓拨付，未即照拨。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付，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
——同上书，197页
196页内容截图
下图来自197页
三、蒋家王朝在退台后重用日据时代汉奸家族，打压当年的反日志士：“一九七六年……在台湾的国民党正在极力拉拢日本极右派政府，起用岛内的旧亲日家族，打压日据时代反日志士；赖和的牌位被赶出忠烈祠，抗日志士林少猫被归类为台湾土匪，反日的杨逵被官方排斥，当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尉天聪《回首我们的时代》，77-78页）
四、日本爱知县的幸田町建立起专门纪念 蒋蚣的中正神社。
五、蒋为日谍的其他证据：李宗仁就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领导的第五战区，由于他接受任命的时候坚持要求 蒋蚣不许掺和进来，打日本人的效果一直就不错。而其他战区，就经常出现本来打得不错，坚持下去眼看就要成功了， 蒋蚣一掺和进来，国军形势马上的急转直下了（有意者可仔细研究一下淞沪抗战的全过程以管中窥豹）。即使破坏捣乱得成功的，也因为许多英雄的国军将士重创了日寇，掩盖了蒋的间谍身份。善良的人们仍然不会把责任记到 蒋蚣的帐上。
注：1943年12月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对史迪威说，“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并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史迪威令其副手多思将军执行罗斯福的这项口头指令。多思拟利用 蒋蚣将于1944年3月访问印度之机实施谋杀，具体方案是：当 蒋蚣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降落伞都是失灵的。这样在1944年3月某日，世界各国报纸都将刊载“ 蒋蚣死于空难”的消息。
不料，1944年3月初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豫湘桂战场告急， 蒋蚣临时取消访印，谋杀计划流产。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救了 蒋蚣一命。
有趣的是， 蒋蚣败退台湾后，罗斯福谋杀 蒋蚣的口头指令的具体执行人多思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与 蒋蚣竟然共事十余载。直到多思奉调回美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