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民主制的保守民族主义”这个词条组合在全世界都比较少见。因为每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有各自的具体内涵，而这些内涵并不能随心所欲的随意增减。一个国家只有在塑造民族主义（或者重塑民族主义）特定历史节点上确实加入民主或者共和的内涵，才可能出现“支持民主制的保守民族主义”的组合。
比如美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是由1787独立/1789大革命塑造的，所以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中天然包含了民主和共和的内涵。再比如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波罗的海国家在八九十年代各自经历了急剧的政治制度转折和斗争，原有的政治制度被打破，但这些转折和斗争离我们现在还太近，可能要再过几十一百年才能判断民主和共和的内涵是否被成功的加入重塑后的民族主义中。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想要在民族主义中加入民主与共和（或者别的什么内涵），至少都需要相当数量本民族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群体的共识和推动。讲得再简单粗暴点，就是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潘恩和西哀士、罗兰、布里索、丹东、罗伯斯庇尔在总体上相信洛克和孟德斯鸠那一套。无论这些人相互间对于如何实现民主和共和制度存在多么剧烈的分歧和冲突，至少这些人相信美国/法国的人民，而不相信专制君主。
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更多国家的国父们（也就是最有机会塑造本国民族主义内涵的一代人）在取得政权后因为各种各样原因，选择了另外的道路。比如玻利瓦尔：
人民对君主的崇敬是一种威望，能够有力地增强对君主权威如迷信一般的尊敬。宝座、王冠、王袍的光辉，贵族提供的强大支持，历经数代的王朝积累的巨大财富，所有国王如同兄弟般的相互保护——这些都是有利于王权的极大优势，使王权几乎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