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回答谁要为全球极端气候负责？但是付出代价的人是谁则十分明确，就是无产阶级。
从北上广到尼加拉瓜的村落，沉默的热浪正在杀死无产阶级。去年夏季的酷热犹在眼前，今天青岛大学宿管大爷之死立刻将这个问题再度提出来。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觉得热，但是谁被迫暴露在炎热条件下？
城市空间的不平等在热浪的增幅下更加明确的凸显为权力的空间：
谁能居住在高绿化率带游泳池和大湖的高端住宅区，而另一些人只能被迫在大面积的沥青环境中被高温烘烤？谁享有了超规格的基础设施，而另一部分人甚至没有条件安装空调和风扇？
人类世界的自然灾害甚多，但高温的影响却往往被低估。因为它不会像地震洪水那样造成波及范围极广，且罹难者集中于一片区域的震撼性现场。相比之下，高温造成的死难者往往被检查出有某种基础性疾病，以至于高温仅仅被解释为“诱因”——毕竟明明还有那么多健康的人在高温下工作。
这让高温往往被理解为一种附带伤害，而不是和地震洪水一般的骇人恶兽。
即使因高温（如热射病）造成的死亡，往往也会与天气这种自然现象关联起来，而不是关注“为什么只是这些人暴露在这种极端天气下”的社会问题？
死在热浪中的人往往是不得不选择在酷暑下工作的无产阶级。这种死亡不会像其他死亡方式一样伴随着惨叫和呼救声，甚至都不伴随着死亡来临的恐惧，很多时候是人逐渐发蔫，然后注意力和精神逐渐涣散。当事人往往觉得只是晒得有点晕或者困了，意识不到死亡马上来临，于是随着失去意识一头栽倒，人就这样沉默的去世了。
这是“炎热”作为一种特殊气象与寒冷或其他天灾都不同的地方，它看起来更加自然化，更加像一个偶然性的悲剧，引发的情绪更多是惋惜，而不是愤怒。
这种空间的不平等不只是城市空间和工作场所的不平等分布，而且涉及到行星级热循环背后的行星际不平等。
穷人只需要对蛏子和蛤蜊负责，不应该为鱼翅负责。
富裕家庭消耗大量能源维持空调运转，确保别墅空间、甚至半开放的露台区域也能恒温恒湿，然而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却要贫困社区承担。
这种行星级的热循环是历史的，积累的。从殖民时代至今，伦敦的滚滚浓烟和雾霾，不断地重现在全世界各个主要城市，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在将污染产业外移之后忽视了自己已经多排放近百年的温室气体，反而要新兴国家对气候问题负责。更不要说曼哈顿城区写字楼和华尔街办公室中18°的空调日夜不息，卡戴珊家的水龙头从来不关，而一个人一年节约下来的水未必够她一天的消耗。
气候当然没有权力机关，但是炎热已经实质性的成为了一种课以穷人的“汗税”。
热浪缓慢而沉默，正在造成无产阶级的慢性死亡。
炎热的政治经济学展现了社会巨大而隐秘的分裂，它既是一个公共健康危机，更是一个政治议题。这一现象最明确的指出一个事实，不能把任何自然看做物自体，而必须思考这些自然现象是如何被社会调制、中介、贯穿，并在不同的人群中展开了不同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