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天命尽丧。
我主张一种 755 史观，即安史之乱才是中国近代真正的开端。
在唐之前，国民对王朝更迭还是处于天命轮替的内部解释。崩溃的只是政权，而不是天下这个符号。
安史之乱彻底摧毁了这种天命理论，帝国的军队在屠杀平民，皇帝弃都逃亡。
安史之乱以前，朝廷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终局秩序。律令、礼乐、均田、府兵，作为无缝的符号秩序，把个体死亡、资源匮乏、身份不确定这些生存焦虑统统吸纳、兑换为大唐子民的永恒感。
755 年之后，国民第一次发现国家无法兑现承诺。它不能保护子民免于杀戮，不能确保土地与身份的稳定，甚至不能保证长安不被回纥兵洗劫。
对于集体无意识而言，这是一次母体失败的原始场景。原本用来卸载焦虑的装置，突然变成了焦虑的来源，并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个顽固怀疑：「任何号称天下的秩序，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
一个更严苛的超我由此诞生，它不断提醒后人：「天下崩坏不是因为秩序本身脆弱，而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够好。」
于是，宋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分裂-补偿」结构：「外部世界越不可控，内部道德律令就越严厉。存在焦虑越无法安放，就越疯狂地生产符号律令。」
这就是你感到的诡异，它其实是母胎创伤后的强迫性重复。
诡异感因此永远不会消散，我们始终在一个不断重启却从未修复的创伤里循环。
宋以后，理学所有争论都围绕如何回到某种原教旨。中国在 755 之后也经历了 1100 年的「僵死的拜占庭」。
明清的国家已经不是你可以理解和协商的秩序系统，而是一个你必须服从、不能质问、无法解释的黑箱秩序。
政治在结构上被神秘化了，成为不可言说的恐怖。你无法分析它的规则，只能在权力阴影中识趣地选择服从、沉默、逃避，三种选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西方冲击的长寿清朝。没有西方入侵，就没有自我反思的动因。没有科技革命，就不会刺激制度创新。没有边疆危机，中央更有余裕强化控制、压制异议。没有思想多元，士人继续在科举系统内做意义空转的儒学演绎。
皇权直通县、文字狱普及、监察系统网状深入。皇权忠孝构成唯一合法价值体系。文化结构封闭，非正统话语即异端。无自治传统、无士人公共空间。这是一种「政治绝对化、文化封闭化、社会空心化」的结构，即便是汉人王朝，只要继承这个体制，也会无可避免地走向僵死。它将继续维持表面的有序，人民不再怀疑统治，但也不再相信任何东西，成为一个失去了灵魂、却无法解构自己的帝国。
文明已然死亡，国家如尸体依旧行动，内部却毫无生成力，直到外部力量强行火化。直到 1644 年，如同拜占庭灭亡后再无罗马。
这是 1840 史观最大的问题。「近现代」以来的危机不是近代开端，而是一个已经朽烂的尸体终于被打开了棺材盖，让人闻到了味道。
这也是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国家象征已经无力承载集体无意识中弥漫扩散的存在焦虑了。在新的神圣秩序出现之前，任何旧秩序都必定会重复失败。
父杀子，哀而不伤、富而不问。正因如此，这种创伤将持续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作为「说不出的恐惧」，成为潜在的裂隙。
这很好理解，你很容易从这种史观推导出：「斯大林主义如何发展为苏修，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不仅仅是背离了理想，更是用理想的名义抹杀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