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3月，律师古斯塔夫•斯特鲁韦的请愿书先是在巴登大公国广为传阅，随后传遍整个德意志，他要求制定一部统一的德意志宪法，并选举全德意志议会。在群众运动的威胁下，夹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大邦中间的小邦相继屈服于三月革命，转入liberalization进程。3月5日，51位邦国代表在海德堡(Heidelberg)组建议会，无视旧德意志联盟的议事会议，宣告法兰克福“预备国会（Vorparlament)”即将召开，其任务即选举产生德意志国民议会，并由该议会起草整个德意志的宪法。

预备国会进行期间，自由主义者中的开明君主派与激进派决裂，一部分激进左翼被排斥出局，愤而独走。此后，经过各邦同意和国民议会选举，5月18日，德意志制宪国民议会(Deutsche verfassunggebende Nationalversammlung)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

在国民议会中仍然是温和自由派占了上风，就国体问题进行决断时，君主制与“小德意志”(排除奥地利)以267票对263票险胜于共和制/大德意志方案。

1848年12月，《法兰克福宪法》的一部分，即《基本权利》（Grundrechte）优先公布，该宪法甚至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包括将违反基本权利的法律归于无效的权力。可见，法兰克福宪法虽确立的是君主制，奉行的却是十分经典的欧洲近代立宪主义理念，从而与俾斯麦宪法拉开了距离，且看其第二章第十二节规定:

帝国的权力，负有依据帝国宪法监督并保护所有德意志人的各项权利之义务

后来的《魏玛宪法》第二部分“基本权利”正是承接这一脉络，对于宪法委员会所增添的留有十九世纪痕迹的开明自由主义条款，主要起草者普罗伊斯也十分满意。但是，魏玛宪法没有规定宪法法院而只有国事法院，负责裁决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间关于宪法所产生的争议，也就是说，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聊胜于无，意味着即使凭借一般议会立法，也能够为限制基本权提供捷径，此外，第48条明文规定总统的紧急权亦能中止基本权利。

法兰克福宪法的制定过程与失败原因也是影响魏玛宪法的重大要素。魏玛宪法的制定采取“保罗教堂模式”，即经由全民选举产生制宪国民议会，再由该议会出台德意志宪法，制宪国会行使权力的状态被施米特称之为主权独裁。这一模式被安许茨视作德意志民族统一意志的体现，承载着1848年革命时盛行的德意志民族自由主义理念

至于法兰克福宪法失败的原因，普罗伊斯是这样概括的:

1848 年，法兰克福德意志国民议会和柏林普鲁士国民议会同时存在，这直接导致当时宪法的失败。

他这句话可能有些歧义，因为法兰克福宪法在1849年4月21日已经为普鲁士新议院的两院所接受，在此之前也有28个邦的自由派政府接受立宪，其失败关键在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对，他立刻解散了接受宪法的议院，并承诺向拒绝宪法的政权提供军事支持，革命成果便丢失一空了。普罗伊斯强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失败，实际是为其单一制主张撑腰，他担心大邦与小邦之间的不平衡会影响国家存续，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帝国与邦的较大冲突就有数起:

帝国政府对抗图林根邦、萨克森-歌达邦(1920)、萨克森(1923)以及普鲁士(1932)

虽然普罗伊斯的单一制主张未被采纳，普鲁士也未被拆分，不过到了二战后，普鲁士被切分为数个州。1949年《基本法》的基本权利及宪法法院制度，也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宪法以及自由主义从近代欧洲的立宪主义到现代自由民主制之演变。

例如，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师及其学派，费尔巴哈，蒲鲁东，魏特林，布朗基以及非人的“资产阶级”，在1848之前算“进步”“革命”力量，

1848年是“理论和实践破产”，

1848之后，算“反动”。

特别是“资产阶级及其革命”变成“反动”，革命天然的领导权利归于无产阶级。而“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流派，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帮凶”(德萨米那种极个别除外），“科学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能够“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具体说，阻碍了无产阶级第一次革命，巴黎公社的成功。

并由此引申到上层建筑，例如，

启蒙运动的历史正动作用，到1848就结束了，

孔德当过圣西门的秘书，因此，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反动”哲学，

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那些法国历史学家，在1848年之前是“进步的”，是“天才”，在1848年之后，是“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摧破的目标之一，“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观。

现在这类资料都归入故纸堆或者垃圾堆了。

比如说，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恩格斯的《德国的g命反g命》，这是当下最易得的1848直接文献，《雾月十八》还拥有马克思著作“文学性”第一的称号呢，

可民科野马，就没几个关注马列历史文献的，都跟着恩格斯搞哲学去了。

更何况，接传统的三个来源说，髪国的社会主义是最没人要的。俄国的车别杜，赫尔岑，普力汗诺夫。

古代和现在不一样，那会子，1848革命，1871公社和1917十月是国际共运史的三道杠，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点。

中文翻译的卡达尔时代的文献最清楚，他们把匈牙利苏维埃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阶段，叫做“资本主义第二次复辟”，而匈牙利“第一次资产阶级复辟”就是从1848到匈牙利苏维埃。

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据说，范式概念是库恩从阅读“文学批评史”中悟到的）中也说，范式的转移往往不是靠旧范式的人幡然醒悟实现的，而是靠那些按照旧范式思考的人死挺死绝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