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民群体不能只在声称“烟草为国防做贡献”的时候理直气壮地算经济账，等到别人真要算总账的时候却又不乐意了。
实际上深圳卫健委的推文中“算经济账”的部分只占了几行字篇幅，大部分篇幅都立足于吸烟、特别是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
但为什么引起舆论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这“算经济账”的部分呢？因为它猛烈地抨击并戳破了烟民群体长期以来津津乐道并且理直气壮的所谓“烟草为国防做贡献”的神话，戳中了烟民群体最引以为豪的软肋。
我们要清楚，烟草带来的利润和税收，只是广义税的一个分支，它与全体纳税人贡献的税收最终混合起来，由财政统筹使用投向各个方面，而并非“专款专用”。并不是因为烟草带来的广义税收入在数值上近似于国防开支，就表明国防开支“离不开”烟草。
可能烟民群体会感到非常委屈，并且或许稍有经济学思维的人会反驳——既然烟草最终带来的是“赔钱”效应，那么为什么以前就没人说这种话？
这是因为，真要算账，就一定要算总账，而不是看表面上的收益，而且总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知道吸烟是一种负外部性非常强的行为，它对自身和周围人群带来的健康危害毋庸置疑。但是，长期以来，如果给烟草和吸烟行为算一个总账，确实是非常划得来的，它的负外部性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这是因为，过去长期以来人口都在持续增长，人口红利特别充沛，劳动力退出劳动的年龄也比较早，并且许多职业都是室外或者偏室外环境的体力劳动，大多数人没有那么体面，面临大病困扰时，往往选择被动拖延（所谓“回老家养病”）。
换言之，过去长期以来，烟草和吸烟行为对健康虽有损害，并没有真正带来多少其他方面的损失，但烟草带来的广义税收入却是实实在在的。
可是现在，人口总量已经开始减少，人口红利逐渐退潮，劳动年龄人口逐年萎缩，在近年来劳动力退出劳动的年龄在持续后延，可以预期绝大多数人将来要工作到60-65岁以上；越来越多的职业需要在室内、特别是层高和通风条件都有限的办公室内；有病就要去医院的体面群体越来越多，给医疗系统造成的负担越来越重。
也就是说，烟草和吸烟行为的负外部性，正在越来越真实地发挥作用，带来越来越多的真实成本与损失。
所以我们看到，人们对医保话题越来越关注，这是因为人们真的在使用医保，或者预期自己将在未来使用医保；这次的推文也是深圳卫健委发的，因为医疗系统要越来越多地为烟草的负外部性买单了——那么，这部分支出是不是支出，要不要在算账时纳入考虑？
实际上深圳卫健委的推文的意义，就在于点破“烟草的负外部性越来越强”这个现象，并且强调“算总账”思维——难道烟草税收是钱，医疗系统增加的负担就不是钱吗？
并且即使推文本身的算账过程相对粗糙或者没那么准确，但趋势是确定的——中国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人口红利十分充沛、就业以体力劳动和室外劳动为主、并且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医院看病花医保的落后的农业国了。
所以烟草越来越明显的负外部性必须得到足够的警惕，绝不能再允许烟民群体用“烟草税收贡献国防”的说法自欺欺人、麻痹大众、理直气壮损害他人健康。所有的行为都有成本，既然要算经济账，就要明明白白地算包含成本在内的总账。
这位
在他的回答下，认为由于堕胎也会带来潜在的损失，所以为了避免损失应该禁止堕胎。他通过拉黑的方式使我不能发表评论，那么我在这里发表我的评论：
黄浩的回答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和滑坡谬误。
生育是人作为动物之一的与生俱来的生理功能，选择生育或者不生育都是基本人权。比如计生的“不合法性”就在于强制堕胎。
吸烟或者吸二手烟也是生理功能或者基本人权吗？要求烟民不制造二手烟，能等同于违背基本人权吗？烟民为了美化自己的行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当然，不生育也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因为不生育意味着将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更少了。
但是，不生育的负外部性，可以通过包括个税专项扣除和马上要实施的育儿补贴在内的各类广义的“单身税”对冲，有效地把问题转回到不生育群体头上。
那么，吸烟行为的负外部性（即二手烟的危害），是由他人真切承受了，又如何能转回到烟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