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否定了地理、文化、气候或统治者无知等常见归因（如“热带国家因疾病难以发展”“亚洲文化不利于民主”等），指出这些因素无法解释同一地区内的发展差异（如美墨边境的诺加利斯城：美国侧繁荣，墨西哥侧贫困）。
肯定了制度是带来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和保障。 他主要观点是制度二元框架：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保障产权、法律平等、开放市场、政治权力广泛分配。此类制度鼓励创新与投资，形成“良性循环”（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2. 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通过剥夺多数人利益自肥。虽可能短期增长（如苏联工业化），但因压制创造性破坏（如新技术威胁精英垄断），长期必然停滞或崩溃。
繁荣不靠天赋资源，而源于能激发人类创造力的制度设计。面对AI革命、债务危机等新挑战，各国需警惕路径依赖的桎梏，通过权力制衡与社会参与，推动制度向包容性进化。
正如书中所警示： “榨取性制度终将窒息创新之火，唯包容性能让文明薪火相传。”
制度是国家繁荣的基石，它通过确立并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与契约精神、约束权力防止腐败，为经济活动创造稳定、可预期的环境，从而激励投资、创新和高效资源配置；包容性制度（如民主法治、开放市场）能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创造财富，而僵化或攫取性制度则会导致寻租、资源错配与发展停滞；成功的制度需具备适应性效率以应对变革，并结合本土文化持续演进，最终将国家禀赋转化为持久繁荣——这是一场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的制度长跑。
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在不断认识到制度的不完美，并努力去修补、改良甚至推翻重建的过程中实现的。“完美”或许永远无法企及，但“更好”永远值得追求。
理解并接受这个前提，是我们理性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务实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