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经济学家经济学素养很高，但是科学素养很低。《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著作就是同时体现了作者高超的经济学素养和低下的科学素养的经典著作。
假如说现在有个人写本生物学著作，把全体动物按照有无脊椎分成两类，然后说：因为脊椎动物神经系统更发达，更能适应环境，所以脊椎动物才是进化的方向，而无脊椎动物会走向失败面临灭绝。然后他掏出数据一通分析，发现无脊椎动物灭亡的概率果然比脊椎动物高。你猜专业的生物学家会怎么评价这本著作？
假如说又有个人写本社会学著作，他把人分成男女两种，然后说：当领导不仅需要强大的智力体力，还需要果断勇敢，男性体力强于女性而且更加勇敢，所以只有男的当领导才能带领组织创造辉煌，女的就不行。 你猜专业的社会学家会怎么评价这本著作？
假如说又有个人写了本关于车的著作，他把车子分成油车和电车两类，然后说：电动机比内燃机更节能环保，所以油车不行，在未来油车必然会没人买被彻底淘汰掉。你猜研究车的专家会怎么评价这本著作？
显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轻易看出，上面的三种研究在科学上的意义都是非常琐碎的，因为科学最关键的作用在于作出准确的预言，而这三种研究对于预言来说的意义根本不大。这三种研究本质上是在用粗暴的二分法来分析复杂系统的效能，它对预言准确度的提升作用是非常低的。可能脊椎动物比无脊椎动物灭绝的概率确实要低上一点，但是正常的生物学家在判断某种动物是否灭绝的时候，并不会把精力放到“有无脊椎”这个特性上面，而是会看这种动物能不能适应当下的环境，环境中有什么因素可能会导致这种动物灭绝。由于有太多无脊椎动物也生存了很长时间，所以看有没有脊椎对预言会不会灭绝这件事的作用极其微小，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有一个生物学家会对你说“某些动物灭绝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脊椎”。
同样的道理，用性别来评价一个领导，用是油车还是电车来评价一个车型，其实都是非常肤浅的、没什么科学意义的行为。这人都当上领导了，你居然不用他的能力阅历以及过去的业绩来评价他，居然还在用他的性别来判断他能不能带领组织走向辉煌，这不是纯属搞笑吗？你去评价一个车型，不看它的机械架构各种性能参数，就看一个它是油车还是电车就断定消费者买帐不买帐，不也是在搞笑吗？
放在其他地方，这个道理都非常的明显。对于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如果你只是以简单的二分法分析它的效能，那你能够得到结论就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价值。然而，到了经济学中，这种对复杂的制度采用粗暴至极二分法的研究居然可以拿到诺奖，经济学的离谱之处可见一斑。
全世界200个国家，实施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制度，而毛咕噜教授居然只用一招“包容”“攫取”二分法就能进行分析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成功失败，这难道不是和用“有无脊椎”这个特性来分析物种会在什么时候灭绝一样搞笑吗？
“有无脊椎”这种二分法，在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是有意义的呢，它其实只是在讨论进化历史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现今的绝大多数动物，都是由历史上的少数动物分化而来，脊椎动物在历史上也有着共同的祖先。所以有无脊椎这种二分类对于描述进化史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有无脊椎这种二分类，它对预言“现在的某种动物会在什么时候会灭绝”这件事，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如今的动物，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无脊椎动物，都已经演化出来了各自的生存之道，很多无脊椎动物甚至比脊椎动物还更能适应现在环境。
事实上，当诺斯把国家分成“契约型”和“掠夺型”两类的时候，他谈论的也是经济史的问题。诺斯谈论的是历史上国家的起源问题，一些国家起源于固定下来的匪帮，一些国家起源于民众自发的契约。就国家的起源来说，确实不会是千奇百怪的，现今极其不同的两个国家，可能在历史上也有着相似的起源。而一旦脱离了这个经济史的语境，这种二分类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在几千年的演化中，现今各国的制度早已经变得千奇百怪，各自都已经摸索出来了一些适应各自环境的生存之道，你绝不能光凭一个“包容”“攫取”二分法就分析出人家会成功还是会失败。
即便是站在诺斯的制度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也是一本意义不大的著作。国家的制度体系是非常复杂，它不仅受制于环境，而且是层层相扣的，一些制度只有相互配合起来才有作用，而单独分析其实根本就没什么意义。比如营改增这个东西，只有在中国这种流转税占大头的国家效果才好。你让美国这么个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占了一大半的国家来把销售税改增成增值税，意义就不大。假如我用一个国家“有没有搞营改增”这个二分法来判断这个国家的财政系统是否高效，你觉得这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吗？
毛咕噜教授的研究，就跟用有无脊椎来预言动物什么时候会灭绝一样，并没有什么科学上的价值。但是我得承认，他的研究有着非凡的经济学价值。因为经济学研究跟科学研究是不一样的，它并不在乎提升了多少预言的准确度，也不在乎怎么设计和测试各种新型的国家制度，而是在乎能不能用上各种计量经济学工具跑出回归来。
假如说毛咕噜教授不是用这种粗暴的二分法，而是抓住几个国家的制度细节，结合这些国家的环境进行分析，那么他也许能得出科学价值非凡的结论。然而一旦他将不同的国家制度视为是截然不同的复杂系统，那么他就会因为数据不足而无法用上跑回归的方法了。显然，只有用包容汲取这种二元对立来建立变量，将一百多个国家用一个粗暴的变量来描述，毛咕噜教授才能得到统计上显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