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国内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生意”，叫做“婴堂”。
具体名字在不同地区有细节的变化，比如“圣婴堂"、“育婴堂”、“慈善堂”等等。
但本质都一样，干的是表面收养弃婴、帮助孕妇，实际上收善款+人口买卖的“生意”。
当时其中常见洋人教士的身影。因为这门生意最早就是国外兴起的。
有记录可查的：
武昌花园山育婴堂：1928-1951年收养数万婴儿，存活率仅千分之二，1946年收养757名婴儿，死亡713人。
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1936-1949年收养4万余婴儿，仅存活197人。
温州育婴所：1947-1949年收养1392名婴儿，死亡1086人。
数字引自当年记录，但时局很乱未必准确。
广州现在还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石碑，记录着建国初期的相关历史。
武汉也有相关的文物保留。
而当年这些“圣婴堂”中隐藏的龌龊事，诸如贩卖强奸儿童，强行洗脑入教，迷信婴儿入药，控制儿童乞讨等等（见义和团等记录），屡见不鲜。还导致过义和团和教会的冲突。
1870年，法国传教士创办的“仁慈堂”里，收容的中国儿童大批死亡，事情暴露之后导致百姓愤怒。
当时，天津各地不时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者声称教堂指使。于是，天津百姓群情激愤，由此引发“天津教案”。
这些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
“救助弃婴”这件事，一旦不掌握在政府手中，很容易变的面目全非，滋生犯罪。
一开始，可能当事人的确是好心，想救助几个弃婴。
但能作为“弃婴”的，大多不是正常儿童，先天疾病或者家庭贫困，救助需要大量金钱。
一旦善名传出去，周围十里八乡的都送来婴儿，再大的家产也禁不住这么败，早晚要寻思怎么“以善养婴”，把慈善做成一门生意。
一旦开始接受别人的善款，掌握着动辄百万的财富，又没有内部监管，怎么花钱就纯粹凭自觉了。
一开始或许只是吃顿的，住舒服点，自我安慰也是正常开支，为了工作需要。
逐步的，个人消费和援助需求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把善堂当作了一门“生意”，让事情彻底变性。
如果胆子再大点，可能帮各种有需求的人“牵线搭桥”，后果就严重多了。轻则人口买卖，重则强奸幼童。
目前的公布看，这起事件万幸还没到这步。
有人可能不信，这些“弃婴”有这么赚钱么？
本案中收养了31个孩子，报道说和尚敛财的赃款“愈千万”，可以想见背后的利益。
其中让人惊讶的，是和尚的同伙是他的前妻、女儿及现女友。
从这个混乱关系上，就可以想见，哪有什么佛性，别谈什么道德。和尚的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演出的服装罢了。
其实有媒体在2017年就报道过这个人：
称这位和尚根本没有备案，严格意义上称不上“僧人”，所在的寺庙也是违建。
结果他换了个地方，炉灶。
这些都挡他继续开直播，并且很多人来找他或捐款。因为的确不少人对弃婴这种事有亏欠心理。
比如新闻提到，他当年在寺庙里，就观察到不少长期来供奉的是曾经堕胎的女性。
为了“赎罪心理”她们很心诚。
他的行为亚特不是一天两天，从新闻介绍看，当地群众发现过不合理异常：
新闻提到：
快递员送货时，看到这么多孩子绕着一名男子叫爹，赶忙报警。
一些单身妈妈来到南通生下了孩子后，需要办理医学证明，部分只登记了母亲，还有些直接将道禄登记为父亲，可大家都知道道禄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但是因为“婴儿”的复杂性，仅单独部门，无法简单地对事件处理，因此让事情持续多年，一直发酵到了现在。
这次和尚被带走后，依旧留下了大量的后续问题，那些孩子中只有五个孩子被生母领回，剩下的还要想办法安置。
实际上，按照我国刑法“弃婴”是可能违法的，法条上叫做“遗弃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但因为体恤困难家庭的，所以“情节严重”就很含糊。
在交通工具身份实名的今天，想要追查遗弃者也不难。如今的社会生活好了，不是解放前，给孩子一口吃的能力，大部分母亲都是有的。
但恰恰是因为存在这样“好心人”的存在，反而让那些不想尽抚养义务的人可以“简单遗弃”，不用担心变成户外遗弃导致孩子死亡的“严重情节”，让自己身陷囹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遇到问题宁愿花钱快速解决，而不愿意花时间去抚养孩子。正对应了这种需求。
因此，这类“善堂”反而进一步降低了遗弃的门槛，导致弃婴变多。
所以，从根源上还是要尽可能快速处理这种“非法收养”的个人和机构，越早应对，他抚养的孩子较少，历史时间较短可查，反而问题相对会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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