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一点我们真要从藏族干部那里得到答案，《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接近拉萨的时候，我不再思考这些问题，起码暂时如此。当我们沿着拉萨谷往上骑行时，达赖喇嘛的宫殿布达拉宫仿佛从拉萨的屋顶升起，其庄严雄伟令我屏住了呼吸。它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这是我人生中最为兴奋的时刻之一。
对于康区人民来说，拉萨是藏族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康巴人希望一生中至少能去朝圣一次。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同样也是个康巴朝圣者。寺庙的壮丽景观让我贊叹不已，各种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声响令我眼花缭乱：游牧民和朝圣者、僧人、尼姑、乞丐，还有衣着光鲜的贵族、小贩的叫卖声、八廓街（一条围绕拉萨重要寺庙大昭寺的街，既是重要的集市，又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上的熏香味。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该朝哪边看，因为有太多值得一看的事物了。
我记得童年在巴塘的时候，村民常说，如果到了拉萨，一定要去看拉萨大昭寺内的「觉沃」佛像（即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也是西藏最神圣的佛像）。而且还得去参观布达拉宫，以及拉萨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据说光是哲蚌寺里就有九千到一万名僧人。我们一分钟也没耽搁就去参观了大昭寺及其他较小的寺庙。看到各大佛寺上的美丽金顶、巨大的释迦牟尼像和菩萨像，还有各种漂亮的唐卡和宗教壁画，让我对西藏文化和历史感到无比骄傲。我更加希望为我的人民和文化作出贡献。
在一次谈话中，宇妥问我是否笃信宗教。我诚实地告诉他，虽然我不从事宗教活动，但也不反对宗教。我在研究共产主义的时候，并没太注意马克思在宗教上的观点。我和朋友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民族、平等和民主等问题上。以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我不觉得共产主义和宗教是矛盾的。
在巴塘，每年夏末都会举行藏戏表演，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拉萨也有一年一度的藏戏节，在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但第二天还有一场表演，在城外以北五公里处的色拉寺举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过藏戏表演了，所以就和刀登一起去看。接近寺庙大门时，我听到藏戏那种独特的鼓声，禁不住热泪盈眶。尽管离康区和巴塘的路途遥远，我却感觉回到了家乡一样。正如我在德格告诉夏克刀登的那样：我们藏族人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
至于应该在何时开展社会主义改革方面，也产生了分歧；与之相比，「后藏」在西藏的地位只是个次要问题。范明认为，对中国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迅速在西藏开始改革。他感觉争取达赖喇嘛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他和他的官员都是无可救药的反动和封建。但是，班禅喇嘛却很进步，假如他能在自己的地区掌权，他一定会在那里开展试点改革。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让达赖喇嘛治区的农民也要求同样的改革。尽管毛泽东严格要求解放军在西藏的工作应该缓慢进行，但范明仍然希望加速西藏的改革进程，而他认为我们可以借助班禅喇嘛达成这一目的。
范明还在日喀则期间（与班禅喇嘛一起），拉萨的西藏工委突然收到一封他发来的电报，建议我们在后藏地区设立一个由班禅喇嘛领导的自治区。张经武和张国华都对这个提议深感意外，立即召集了一次西藏工委（在拉萨）会议，详细讨论电报内容。多数人完全不赞同建议，认为这样做给人的感觉是在激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疏离西藏政府，并且让拉萨的西藏人憎恨西藏工委。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会损害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更不可能实现争取西藏精英的长远目标。
我作为领导层中唯一的藏族干部，大家自然也询问了我的意见。我坚持认为，给班禅喇嘛一个单独的自治区不仅是个政治上的糟糕主意，也是对历史的误读。在历史上，班禅喇嘛的政府很明显处于达赖喇嘛之下。更何况，建立两个自治区违背了《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上面说将来我们会在西藏建立一个自治区，没说要建立两个自治区。因此，西藏工委拒绝采纳范明的意见。
……
表面上，他们知道而且也接受民族平等的观点，但他们不明白民族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举例来说，假如有人让你吃水果，你没办法吃一个水果，因为「水果」是个抽象概念，我们必须在具体层面指出苹果、香蕉、菠萝等等。同样的，民族平等也只是个抽象概念，除非它也包含了具体的政治、经济、语言等方面的平等。所以，我觉得我的汉族同志在思考问题时，还没摆脱空洞概念的束缚。越是与他们有更多接触，我越是意识到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是个问题，而且，在这种混沌的情势中，改革西藏出现了两条途径。
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由西藏人听命于共产党并开展改革。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跟真正的共产主义不符；我也不觉得这种方式会让新社会赢得西藏人的支持。
另一种方式是由西藏人自己来改革，也可以说是自己当家做主。在这种方式下，西藏人将是改革的指挥官，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其顾问。西藏需要改革，但新的社会主义西藏应该由西藏人自己来打造。
我现在意识到，范明和他在西北局的支持者想的是第一种改革方式，这让我忧心忡忡。虽然张经武和张国华的派别在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的问题上与他们意见相左并胜出，但我仍然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担心他们在内心深处也存有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一切令我很不安，不仅多数汉族干部对共产主义的民族理论只有粗浅的了解，而且很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自上而下改革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CR史抱有极大了解的我，倒也是第一次知道CR结束后，西藏干部还出现了异议声浪。
我还指出，一些在西藏的干部仍旧在说，我们不该完全否定CR。他们说CR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们应该肯定那些正确的事。我觉得这种态度错了。既然中央已经完全否定了CR，西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就不该说当时的一些决定是好的。我说，这点极其重要，因为如果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在这点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怎么去执行政府的新政策呢？
当然，我觉得最幽默的地方就在此，他前脚刚说“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由西藏人听命于共产党并开展改革。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后面就要求“我觉得这种态度错了。既然中央已经完全否定了CR，西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就不该说当时的一些决定是好的。”
看起来，他也战胜了自己，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