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四水六岗叛乱”这个政治上的黑天鹅事件，代表着解放初期在藏地的改革运动彻底失败了。
元明清对于藏地的统治算是沿袭传统。树立一个藏传佛教的派别，并把它推向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
而新中国在1954年后，与噶夏短暂的和平后，决心改变这一历史沿革。
藏地的政教合一和元明清对于藏地的统治是相辅相成的。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崛起也同元明清政权的更迭有着莫大的联系。
卫藏地区的军事实力在后弘期开始已经堕落到不能想象的地步。卫藏本土势力在整个后弘期从未染指川西藏区。一直到近代的三次康藏战争，藏军先后攻占新龙、德格等地，卫藏本土势力才在吐蕃灭亡后再次踏入川西藏区。而在青海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惨败，又让噶夏不得已签署了《岗拖停战协议》，把占领的川西藏区土地全吐了出来。和西康省以金沙江为界。
而四水六岗的爆发，就发生在青海藏区和川西藏区。这两个地区，同噶夏都无名义上的归属权。
青海牧区和川西藏区，本身都不排斥土改运动。川西藏区甚至是红藏人的革命摇篮。
但激进的、不切实际的、盲目照搬内地的土改和合作社运动，迅速击溃了这两个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
青海的公社化运动，不仅颠覆了牧民传统放牧的生产制度，还极大的触犯了“部落”的利益。同内地泾渭分明的剥削和被剥削不同，以部落为生的牧民的生态位更类似南方的宗族制度。
牧主（地主）的牲畜被公有化，却同时激起了牧主和牧民的抵触情绪。严重者，甚至出现了大吃饱现象。
而在相对富足的川西地区，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大家欢声载道，但把寺庙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大家却忧心忡忡。而无论分了多少土地，短短两三年后，一切又被合作社运动“入股”了。折腾了半天，在斗字不识的农奴眼里，既触犯了菩萨、土地也最终没有在自己手里。
这一切导致川西地区、青海地区的生产力较解放前甚至略有下降。频繁的饥饿成了家常便饭。
而另一方面，对藏地改革的高参与度，直接激发了民族矛盾。
在过去，元明清乃至民国，沿袭传统，在藏区推崇政教合一的“以夷制夷”，哪怕赵尔丰的川军也并没有动摇其根本。而改土归流相对顺利的康区（以川西藏区为主），则矛盾激发。在民国，就有“康人治康”的斗争。民族仇杀在西康藏区屡见不鲜。西康事变激发了一大批藏地精英的民族主义。包括平措汪杰等人。
而解放初期，高参与度，意味着更广泛的民族矛盾。（过于敏感不讲了）
四水六岗更像是康巴人和安多人对于土改和合作社的抵触。这种抵触情绪被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利用后立刻形成广泛的武装叛乱。
这些叛乱分子给解放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根本上讲，不过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失败后一窝蜂的向着西藏跑去。
但大和尚和英国及印度，则决定抓住这个黑天鹅事件。
大和尚这人，既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主义者。不过是贪图自己权利的小人。
如果他决心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或宗教使命，死在叛乱中。那么对新中国和藏地来说，都只能进入一个没有退路的尴尬局面。
还好他一跑了之。
与之相反的是和他同期的十世班禅确吉坚赞。
今天，仅存的班禅一系在藏区崇高的地位，离不开确吉坚赞生前的努力。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宗教至上主义，却用一生贯彻了对藏民族的热爱。这在那个年代，宗教至上的藏区，是极为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