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观点似曾相识。
1963年秋，外交部长陈毅面对国际记者的质疑，掷地有声地宣告——“中国人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
几天后，在位于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明报》编辑部内，金庸写下了一篇社论——《要裤子不要核子》：
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纵有原子弹，何谈强盛？几枚袖珍核弹，能敌美苏航母，还是能填饱百姓饥肠？
笔锋如刀，字字刺向千里之外的决策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文汇报》率先发难：“怕中国有核弹？是何居心！”《新晚报》更斥其为“汉奸走狗”。左派报刊的围攻排山倒海，金庸则在《明报》上连发二十六篇社论。
英国拥核，苏联一声恫吓便撤兵——核弹岂是万灵药？
硝烟从报纸蔓延至街巷，茶餐厅里工人争论，大学礼堂学生激辩，一场“核裤之争”撕裂了舆论场。
1964年10月，罗布泊的戈壁滩上骤然升起一朵的蘑菇云，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香港报摊。市民举着“中国原子弹成功”的号外欢呼，金庸却独自站在印刷机旁沉默。在油墨未干的社评《原子弹是人类的罪恶》中，他写道：
此事非光荣，而是悲哀。害人之器，岂能成为民族骄傲？
蘑菇云的硝烟已然散尽，民间的争论却愈演愈烈。就在此时，陈毅悄然拨通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电话：“莫再骂金庸了。要百姓有裤子穿，本就是爱国！”数月后，他公开修正立场：“核子与裤子，我们都要！”
这番包容让金庸怔然。1964年圣诞前夕，金庸在《明报》刊出《有什么不对，请原谅》：“争论中我言辞过激，但求民生之心未变……愿诸君原谅。”
多年后，金庸站在长安街的高楼间，望着车水马龙轻声感叹：
当年我只见百姓裤子的破洞，却未看懂原子弹撑起的腰杆。
此时陈毅早已作古，但临终前仍对秘书的感慨：“金庸先生要裤子，我要核子——说到底，我们要的都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啊。”
……
又过了几十年，挺直了脊梁的董宇辉大声宣称：
飞机大炮对你生活影响其实并不大，小家电才能真正提升每个人生活质量。
这话听上去似乎并无不妥，只不过，董宇辉啊，你是否还记得你的脊梁是怎么挺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