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岁入是30倍，清末光鸦片税一项就是明末全部财政收入的3倍。
很多人了解鸦片战争这段历史，只知道英国人用鸦片打开了大清的国门，却不知道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反而变成了大清的重要收入来源。
而鸦片战争数十年后，中国鸦片反而出口到了英国，逼得英国大力禁烟。
罂粟花色彩鲜艳，我们熟知的虞美人就属于罂粟科。
唐朝时，罂粟被丝绸之路上朝贡的使团首次带进了中国。
据《旧唐书・拂菻传》记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
"拂菻" 即东罗马帝国 / 拜占庭帝国，“底也伽”主要成分就是罂粟提取物。
底也伽被当时的西方人认为是万能的解毒药，颇为珍贵，非重金而不能得。
据说当时唐高宗李治正受风疾困扰，经常头痛，这个时候“底也伽”的引入可以算是雪中送炭了。
唐朝的达官贵人们看到罂粟花开娇艳美丽，大多将其用作观赏植物，种在庭院里，还给这种植物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 “阿芙蓉”。
到了宋代，中国人对罂粟药用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入。
中国自古讲究 “药食同源”，宋人就将罂粟籽当成了可用于煮粥的大补之物。
苏轼的弟弟苏辙曾写诗宣传罂粟粥的功效，言 “为牛乳，烹为佛粥，便口利喉，调肺养胃”。
同时宋代医家也开始积极开发罂粟的药用价值，知名词人辛弃疾曾患痢疾，一位僧人用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药丸，治好了他。
然而当时的一些大夫已开始发现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罂粟壳治痢如神，然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
到了元代，名医朱震亨向时人发出了警告：“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箭，宜深戒之”。
当中国人开始研究罂粟制品的副作用时，东南亚那边却在大力推广。
16 世纪的荷兰探险家林斯霍滕在他的游记里，记载了南亚人服用罂粟浆的方式：
他们在罂粟果尚未成熟时，割开青皮，把流出的白色汁液收集到容器里，放置两三天后，白色乳汁会变成褐色胶浆，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也不知道印度人是怎么吃下去的。
这种胶浆初次吸食会让人有强烈的恶心感，但多尝试几次后就能让人感到愉悦，不可自拔。
但更大的 “劲儿” 带来的是更强的成瘾性，一旦上瘾就很难戒除。
据说当地人为了让大象在家看门，就定期给大象喂食这种胶浆，大象上瘾之后就不会逃跑了。
为了更方便储存和售卖，印度人还将这种胶浆提纯凝结成黑色的硬块，包在纸中售卖，这便是鸦片的雏形。
17 世纪的苏门答腊人，嫌直接吸鸦片劲儿不够大，就将鸦片浆液蒸熟，滤去残渣，与烟草混合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吸一口直接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让老烟鬼们直呼过瘾。
荷兰殖民者到了当地，发现居然还有此等 “好物”，于是继续发扬 “科研精神”，把烟草、鸦片，还有少量砒霜混合到一起，放在烟锅里烤炙吸食，称只要抽上一口，就有飞上天堂的感觉。
吸食鸦片虽然能给人带来一时的欣快感，但长期吸食鸦片会让人面无血色、身体消瘦、整日无精打采。
而一旦脱离鸦片，成瘾者刚开始只是流鼻涕、流眼泪、止不住的打哈欠，时间久了就会腹绞痛、恶心呕吐，生不如死。
明末清初时，鸦片就被荷兰人带到了我国东南沿海。
不过当时的鸦片贸易，在中外贸易中占据的份额并不大，鸦片也只是在沿海身份显赫的有钱人的小圈子里，作为壮阳药流行，时不时在力不从心的时候，当作 “补药” 用一点。
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提到，“鸦片，俗人房中术用之”。
但到了清代康乾朝，来自印度的 “烧烟吸食法” 传入中国，鸦片从药材变成了一种如燎原烈火般在中国各地流行起来的毒品。
专营鸦片烟的私人烟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都有不少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躺在烟馆的卧榻上，整上两口鸦片。
鸦片在平民和士大夫阶层的流行，引起了清廷的注意。
雍正七年，皇帝就下诏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开设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治罪。”
对于失察的官员，也规定要严加议处。
照理说，皇帝一声令下，各级官员严加监管，鸦片烟很快就会消失吧？
然而在朝廷的命令和洋人的银子面前，大清的海关官员犹豫一秒都是对不起自己十年寒窗苦读。
从 1715 年开始，英国人就在广州设立了固定商馆，与清朝规定的十三行行商进行交易。
在贩卖其他商品的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暗中向中国输送鸦片。
在整个 18 世纪上半叶，英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额仅为 800 万镑，而买货却花了整整 2600 万镑。
英国人生产的工业品中国老百姓消费不起，但中国生产的茶叶、陶瓷等中国货却成为了英国人生活的必需品。
整个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平均每年要向广州运送将近 80 万两白银。
英国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于是开始大力出口鸦片，从 19 世纪开始，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超过一半都是鸦片。
成功把原来的贸易逆差变成了顺差，让中国每年流出 200 万两白银。
到了道光年间，清朝的烟民数量已经以百万计，城市里烟馆的数量比茶馆酒馆还多。
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指出：“鸦片泛滥将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38 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南下禁烟，次年虎门海滩一把火烧了 237 万斤鸦片，据说那天全广州湾的鱼都 “嗨翻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英国人选择直接开战。
清政府不堪一击，《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贸易权，可中国自然经济的强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对英国人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仗打赢了，货还是卖不出去。
清朝担心的不是鸦片让民众都变成了 “东亚病夫”，而是鸦片进口造成的大量白银外流，让朝廷无银可用。
此时满清政府开始打算用 “土烟” 来代替 “洋烟”，包括之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也加入了这批官员的行列。
林则徐给他友人的信件中，提到了他对鸦片态度的变化：“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他恨的不是鸦片，恨的是烟民抽洋鸦片不抽土鸦片。
1859年，在咸丰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征税，规定每一百斤鸦片，进海关需要缴纳30两关税，发放到各地时还要征收不同数额的厘金，自此鸦片税收入每年递增。
在清政府的鼓励下，全国范围内开始大面积种植、加工鸦片。
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全国年产鸦片已近 60 万担，是进口鸦片的十倍。
就这样，土鸦片一边把洋鸦片赶出本土市场，一边还能出口创汇。
英国名著《基督山伯爵》中的主角，为了向别人炫富，就特意提到自己只抽广东来的上等货。
讽刺的是，遭受中国鸦片倾销的英国政府开始在英国禁烟，还在 1908 年要求大清签署了《中英禁烟条约》。
根据赫德编纂的《岁计收支概算表》，到 1908 年，洋土药税厘（(进口鸦片税和国产鸦片税的合并）收入高达 3302 万两，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收入（27992 万两）的 11.8%，这笔收入成为晚清政权苟延残喘的 “救命钱”。
然而这种 “成功” 是用民族命脉换来的巨大悲剧。
鸦片合法化后，从 1859 年朝廷开放罂粟种植到 1911 年清朝覆灭，数十年间烟民规模呈爆炸式增长。
1906 年大臣端方在奏折中提到 “中国烟民不下四千万，其中瘾深者一千五百万，多为丁壮之夫”。
光绪年间，甚至因罂粟疯长，农业生产衰退，导致“谷米日贵，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患”。
当时山西全省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地都用来种植鸦片。
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 1883 年奏折中提到：“晋省遍地罂粟，民皆嗜毒，丁戊奇荒饿死千万，实因烟田挤占粮田，丰年尚不足食，荒年更无生路，山西已成鬼国”。
其《请严禁鸦片折》中具体描述吸毒者 “面黄肌瘦，肩耸背驼，奄奄一息，形同饿鬼，虽年仅二三十，却若五六十老人”。
《四川通志》亦载 “川中鸦片种植遍野，青壮年沉溺烟馆，耕作无丁，守城无兵，家家有烟灯，户户有瘾者”。
鸦片泛滥彻底摧毁了国民体质。
这种对国民体质的摧残甚至影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1937 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征兵报告显示，全国适龄青年中烟民比例高达 28%，华北、西南等重灾区更是超过 35%，这些青年 “体质羸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持枪瞄准都手抖不止”。
即便是入伍士兵，也有不少沾染烟瘾，据《华北治安战》记载，部分国民党军队士兵 “上阵前需先抽鸦片壮胆，酣战中烟瘾发作即丧失战斗力”。
鸦片数十年的侵蚀，使得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不仅面临装备差距，更要承受国民体质孱弱的先天劣势。
无数本可拿起武器保卫家国的青壮年，沦为鸦片的牺牲品。
而到了今天，造成这些惨剧的根源，还要被某些人用来给满清政府邀功：“皇汉如何解释清朝灭亡前夕岁入是明朝3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