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免费，所以文稿也分享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影视剧里，伪造皇帝的圣旨都是最典型的叛逆行为。只有即将篡国的顶级权臣才会操作，才能操作。但是，对于捐官出身的清朝革职候补官员赵凤昌来说，虽然最高品级不过是直隶州知州，编造圣旨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造的圣旨，每次都用在历史关键点上，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种顶级官员欣然接受，也让皇帝、太后追认盖章。

本期民国史番外篇，就用赵凤昌的人生，展示清末和民国政治的一个侧面。

一 青年幕僚

赵凤昌1856年出生，在这一年，太平天国打下江南大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看上去即将灭亡。

赵凤昌是江苏省常州府的府城——武进人，最著名的同乡，就是上一期提到的邮传部大臣、铁路国有化政策的主导者盛宣怀——为了保护自家祖坟，强迫沪宁铁路在常州转了一个弯的盛宣怀。从早期的发展来看，赵凤昌和盛宣怀的履历还有点像，都是官宦家族出身，都曾经花钱买官，都在高级官员的幕府长期当差、当幕僚。

但是，赵凤昌家族已经几代人没有出过高官了，而盛宣怀的父亲是进士出身，当过浙江按察使，是正三品省级大员，所以，两个人的起点和捐官层次差的很远。盛宣怀起步就是李鸿章重要幕僚，可以让李鸿章帮自己制定一个直隶省赈灾专项，掏钱买到四品候补道台资格，后来还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而赵凤昌第一步只能给普通道台当差，捐一个八品县丞，勉强有了官员身份。

赵凤昌早年地位低，履历模糊，还有很多无法考证的传奇经历。一般认为，他是1876年，也就是20岁那年在湖北进入官员幕府，期间攒钱或者借钱捐了县丞。他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只是普通差役，和高级官员之间并没有紧密关系。1879年，23岁的赵凤昌换了一个主人，进入湖北按察使姚觐元的幕府，终于得到了一点认可。因为第二年姚觐元升迁广东布政使，带着赵凤昌南下广东。

1882年，姚觐元被革职回乡，26岁的赵凤昌再次失业，流落在广州，被迫降低就业标准，在各个官员幕府当低级差役。

倒霉日子过了两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为坚决主张对法强硬，1884年被派到广州当两广总督。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当总督，之前他只在山西这个小省当过三年巡抚，迫切需要搭建自己的幕府班底。赵凤昌的老东家姚觐元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张之洞正好当四川学政，两个人关系不错。赵凤昌就走了姚觐元的关系，要了推荐信，进入张之洞幕府。在中法战争里，赵凤昌为张之洞筹划广州防御出力不少。

张之洞当了5年两广总督。30岁出头的时候，赵凤昌得到张之洞推荐保举，评价是：

广东候补知县赵凤昌，志洁才敏，办事诚实，心精力果，通达时务，于电线事宜及外洋军火，最为考究精细。

张之洞的奏折证实赵凤昌熟悉现代技术，尤其是电报业务，这在传统官僚中非常难得。一般认为，赵凤昌会自己发电报，必要的时候带着密码本进入机房，不需要别人帮忙，就能独立操作电报机。这份罕见的能力，让他在未来的历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889年，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带着33岁的赵凤昌去武汉，说明他已经被看做张之洞的亲信。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张之洞断断续续做了18年，离任的时候已经是1907年了，之后又去北京做了两年军机大臣。赵凤昌在张之洞派系内部，得到了广阔的上升空间。

第二次到湖北，赵凤昌首先还是被张之洞派去搞洋务，比如采购外国军火，建造铁路和电报线。因为办事给力，赵凤昌得到了“文巡捕”的差事，职责是安排领导行程，充当副官。从实际职责来看，他的地位更像是“挂号师爷”兼“书启师爷”，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地方领导办公室主任，兼张之洞的私人政治秘书。

张之洞自己是科举殿试探花，堂兄张之万是状元，他家是清朝最夸张的科举豪门。所以张之洞组建私人团队，喜欢用科举出身的干部，经常是进士、举人留在身边，当非正式的幕僚。而赵凤昌是捐官出身，连秀才功名都没有，还能在张之洞的幕府内占据前排地位，相当不容易。

依照晚清官场惯例，没有功名的幕府人员也可以得到官员身份，而且往往优先保举升级。赵凤昌第二次到湖北，品级最高升到候补直隶州知州、正五品。在清朝体制下，直隶州和府一样，上面直属省政府，下面管理县，但是辖区比府略小，可以看做小型地级市。这时候赵凤昌的身份，类似于现代的一级巡视员。

封建时代，上下级之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师爷或者说幕僚是高级官员用小金库甚至是个人财产雇佣的助手，可以有正式品级，但优先对雇佣者负责。在高级官员看来，虽然明面上还是要客气，说幕僚是“朋友”，但两者的实际人身依附关系比远比一般上下级官员更强。后来，喜欢讲“家法”的军统负责人戴笠对这一类职位提出了明确要求：

“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

赵凤昌就是戴笠和张之洞期待的完美下级。

张之洞是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员，没有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平时作息混乱，经常是白天睡觉，晚上看文件，过几天再倒过来，整个总督府的生活节奏都要跟着他变化。同时张之洞作为一个文人气很重的士大夫，办事比较粗略，机要文书经常随手乱扔，也不喜欢自己归类。必须有一个熟悉他的立场和观点的人，时刻陪在身边，替他收发文件、整理书房，张之洞才能轻松地做决策。

据当时湖广总督府的人回忆，无论什么时间，只要张之洞要找某份文件，或者问某件事推进到哪一步，赵凤昌都能立刻找到对应的信息。到了任职后期，张之洞甚至授权赵凤昌，不重要的事情，可以直接模仿张之洞的笔迹，签名批复。

同时赵凤昌依然在履行“文巡捕”的副官职责。当时有人回忆，张之洞见客人的时候打盹睡着了，赵凤昌就上去托住头，一直托到张之洞醒来。为此产生了一句官场段子：

“两江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

二 弹劾不冤枉

作为张之洞的代理人，赵凤昌除了忠心办事之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扩展自己的个人关系网。首先当然是和常州老乡盛宣怀做交易。

从保留下的私人信件看，1885年，赵凤昌刚刚进入张之洞的两广总督府，第一次参与电报业务的时候，他就和盛宣怀勾兑业务，讨论在关键岗位上用自己人。同时，盛宣怀向赵凤昌推荐了自己的堂弟，盛宙怀，说这位同志熟悉电讯材料供应，可以做生意；也希望赵凤昌能提醒张之洞，早点给这位好“同志”一份推荐信。

1891年，赵凤昌跟着张之洞在湖北工作，正好盛宣怀承包的电报线也进入湖广总督的湖南辖区，和当地居民爆发冲突。盛宣怀又找赵凤昌，商量说服张之洞调兵保护工程队。后来盛宣怀接管汉阳铁厂，赵凤昌直接写推荐信，推荐2个人做中层干部，盛宣怀很直率地回信，说其中一个人关系有问题，不便使用，另一个你直接让他来上班就行。

1893年，赵凤昌妻子的堂弟，另一个常州人洪述祖犯事坐牢，刚刚出狱，直接去天津投奔北洋系，具体来说就是找北洋系核心官员盛宣怀。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洪述祖被派到朝鲜，负责电报业务，在朝鲜认识了袁世凯、唐绍仪。这一层关系，后面还会发挥重要作用。

但赵凤昌的第一个挫折也很快就要到了。1893年，据说因为张之洞的学生周锡恩和整个派系翻脸，赵凤昌变成了牺牲品。

周锡恩和当代人最强的关联，是当过浙江科举乡试的副主考，偶然遇到主考官收同年进士的一万两贿赂。他和主考互不信任，无法达成分赃协议，干脆把行贿的人送进监狱，以绝后患。这个倒霉的行贿者，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鲁迅家族因此破产，让鲁迅亲身体验了儒家社会和中医最丑恶的一面。

回头说周锡恩和赵凤昌的关系。周锡恩是湖北人，比赵凤昌大四岁，本来是张之洞的学生，后来中进士，成为翰林。传闻说1893年张之洞六十六岁生日，周锡恩给张之洞写文章祝寿。张之洞对文章很满意，赵凤昌在旁边提醒，有部分段落是抄袭龚自珍已发表的作品。张之洞反过来批评了周锡恩。

周锡恩这时候已经41岁了，感觉丢了面子，也丧失了在张之洞派系内更进一步的机会，就把张之洞派系内的信息送给文化保守派代表、大理寺卿徐致祥，给他当做政治斗争的材料。徐致祥借此弹劾张之洞。罪名包括指责张之洞决策不走正常程序，上项目贪大求洋，以及任用赵凤昌这样的小人：

保举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
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谄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
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讳其失。

这里要说明一下，周锡恩和张之洞、赵凤昌的私人恩怨，只能算是私人传闻，并没有确凿记录。但大理寺卿是中国最高司法官员，徐致祥弹劾湖广总督张之洞，无论有无依据，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光绪皇帝命令两广总督李翰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同调查。

刘坤一和张之洞作为长江流域最重要的两个总督，政治往来一直密切；李翰章在官场上得到过张之洞的照应，也不愿意正面攻击张之洞。更重要的是，这都1893年了，对于掌握地方兵权和财政的总督巡抚，清朝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敢随便换，很容易破坏脆弱的权力平衡，导致亡国。

所以，李翰章和刘坤一揣摩着皇帝和太后的心思，认定张之洞本人没什么大问题。但毕竟是大理寺卿本人发起的弹劾案，也不能完全没交代。所以他俩就说赵凤昌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不适合在总督府工作，可以按大理寺卿的意见，立刻开除。光绪皇帝批准了报告，赵凤昌丢掉了官员身份。

客观来说，赵凤昌确实经不起严格审查。他喜欢用行政资源去加强私人关系，经常在同乡和熟人之间交易行政资源，尤其喜欢借助信息差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无论是按官员的法律标准，还是按照幕僚的道德标准，赵凤昌的把柄都算比较多的。在顶级政治人物的斗争中，他被抛出来当一个弃子，不算冤枉。

好在这已经是晚清，总督的资源并不限于安排官员的品级。所以，尽管赵凤昌丢掉了五品官员的身份，但保留了湖北电报局的实际职务，只是工作地点换到了上海。

几个月之后爆发了甲午战争，张之洞作为清流总督，缺乏湘淮军系统的信息网，尤其不了解淮军主导的北洋系海军的作战情况，一天发几个电报要赵凤昌向外国人打探情报，还授权他购买武器甚至是军舰，事后可以追认订单。赵凤昌此时的身份，是湖广总督的上海办事处主任兼情报主任。

赵凤昌立刻恢复了工作状态，而且发现上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以后就是喊他回湖北甚至去北京，他也不肯去了。

三 朋友遍天下

1894年，李鸿章北洋系主导的甲午战争彻底失败，北洋系一度有自动解散的风险，袁世凯最重要的副手唐绍仪也开始考虑后路。1894年11月，赵凤昌给张之洞发电报，说唐绍仪是美国留学生，懂洋务，也代表清朝管理过朝鲜的外交，是个人才，建议张之洞给他一个正式职位。

最后北洋系残余力量转交给了袁世凯，没有解散，唐绍仪也回到了北洋体系。但有这么一次人事推荐之后，赵凤昌和唐绍仪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南洋和北洋两大系统之间也有了顺畅的对话渠道，直接影响了十几年后辛亥革命期间的谈判。

第9期和第13课介绍立宪问题的时候，提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确定了立宪方案。五大臣中，能力最强的端方，和负责司法的戴鸿慈，回程路过上海的时候，和赵凤昌、张謇长谈，商量具体的立宪计划。原因是这两个貌似无官无职的平民，实际上凭借个人关系网，参与了最高层决策。甚至可以说，五大臣出洋，尤其回国报告的具体内容，就是他们谋划的。

之前的1904年，张謇翻译了日本宪法，加上符合大清需求的注解，形成一本书：《日本宪法义解》，由赵凤昌帮他在上海印刷出版。1904年的某一天，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谈话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话，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军机大臣大吃一惊。后来这些大臣才知道，赵凤昌通过一个所谓的同宗、内务府官员赵小山，把《日本宪法义解》送到了慈禧太后的书房，说动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慈禧。所以各级官员赶紧再找到赵凤昌，每人要买一本《日本宪法义解》，直接推动了中央政府的立宪共识。

这个赵小山的满族名字是庆宽，辽宁铁岭出身的八旗画师，凭借绘画能力进入醇王府，又因为画颐和园全图，被慈禧赏识，进入内务府当差。在传统士大夫看来，这种凭借娱乐技巧伺候人的侍从，根本没资格谈论国家政策。但赵凤昌愿意和他结交，客观上就是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赵凤昌参与立宪运动，不仅仅是影响中央决策。1904年，张之洞也想说服清朝统治集团搞立宪，先找东南地区几个总督巡抚串联，然后找张謇主笔，写了一份立宪建议，准备联合上书。张謇在写建议的时候，找了两个人帮忙修改，一个是当前的翰林、后来的浙江咨议局议长汤寿潜，另一个就是赵凤昌。

赵凤昌当幕僚的时候，灰色收入就不低，后来去上海，日常事业是经商，很快给自己在公共租界买了一块占地十亩地的房产。位置在今天的南阳路，距离南京路200米，正对着上海展览中心，每天招待十几个客人和门客吃饭。我估计，他的个人资产恐怕要有几十万银元，甚至是上百万两，才能支撑他的日常交际。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慈禧画师赵小山，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家。他主持过慈禧六十岁生日的庆典，主持采购，狠狠赚了一笔钱，在八旗贵族群体内部都让人嫉妒。赵凤昌要说服他给慈禧送立宪派宣传文件，恐怕不能仅仅靠先进的思想。

就是和张謇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交往，赵凤昌也不是纯粹的君子之交。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赵凤昌就是大股东。1910年 ，赵凤昌与张謇合作，成为太平洋商轮公司的中方大股东，这是最早的中美合资企业。其他的大股东，还包括后来的北洋总理熊希龄、清朝最后一任中央银行行长叶景葵。1912年，赵凤昌与张謇再次合资，买下了《申报》。

另外，最早用现代科学工具研究中文的学者，汉语拼音方案的最早设计者赵元任，也和赵凤昌关系密切。

赵元任1892年出生于一个举人家庭，是常州赵家的后辈，称赵凤昌为叔祖。1910年18岁的赵元任去美国留学，1917年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社会，希望能退掉父母指定的包办婚姻，为此先写信，和赵凤昌商量。

赵凤昌支持他退出包办婚姻，但同时也考虑女方的利益，认为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不能简单地一句话就让对方承担所有转型代价。所以，最后商量的结论是，赵元任把家乡的遗产变现，给女方提供2000（银）元教育经费，和平分手。双方不再见面，赵凤昌负责转交资金，传递信息。第二年，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证婚人是胡适。

四 信息就是权力

前面用来举例的名人，包括了内务府官员、实权总督巡抚、买办商人、立宪派政客，顶级学者。对于赵凤昌来说，这可能只是朋友圈的1%。后面我们会看到，从晚清到民国的三十年间，赵凤昌凭借自己强大的私人关系网，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都得到了顶级发言权。这肯定不是因为赵凤昌的情商高，人品好，而是因为他掌握了中国最顶级的信息流。

赵凤昌的信息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上海的近代信息枢纽地位。

在清朝灭亡之前，各地的铁路还不成网络，也不能跨越长江，几乎没有复线，全靠在车站相互避让通行，递送邮件的速度，并不明显超过骑马接力的信使。当时如果要传递复杂信息，最通畅的信息渠道是水路。上海既是长江出海口，也是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在轮船时代是天然的信息和物流枢纽。

在清末，唯一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是附属于海关系统，被英国人控制的的邮政局。英国人赫德既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也是大清邮政总邮政司（职务）。海关总署名义上在北京，实际上的总部是上海办事处，所以上海是中国邮路的中心。

另外，当时一半的进出口贸易要经过上海，商船带来的书刊和见闻，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赵凤昌被弹劾之后到上海工作，反而让他进入了中国的信息高地。

第二类信息来自幕僚工作经历。

作为一个封建帝国，清朝传统的官僚体系是为农业社会设计的，只考虑应付静态的周期性任务，没能力应付变化的时代。各级官员只能更加依靠私人幕僚关系应付近代化的冲击。这些幕僚比普通官员接触的信息更多。

赵凤昌在张之洞幕府工作，被革职之后继续担任情报和采购工作。张之洞为了获取信息，也必然要和赵凤昌分享总督级别的官方信息。

第三个信息来源，就是赵凤昌掌握的电报技术。

上海1871年就铺设了海底电缆，和世界电报网络联通。同一年，路透社开始为上海订户提供每日全球市场信息，费用只需每月10两白银。这时候距离《申报》创刊，还有一年时间。

赵凤昌一到上海，就和北洋系的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交朋友，充分利用了电报信息差，甚至可以借用经元善的名义收密电。作为湖北电报局驻上海代表，作为能亲自收发电报的技术人员，别人在电报里不敢发，不敢收的信息，赵凤昌都能掌握。

这三件事，单独说起来并不算绝对优势。但是集中到赵凤昌一个人身上，就制造了全国最大的信息差。

古代皇帝统治整个国家，以首都为中心的驿站是重要工具。到了清朝，皇帝建立了秘折制度，全国有几百甚至上千官员直接向皇帝传送密信，高级官员不得过问下属和皇帝的通信，只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其他大臣才能看秘折。清末电报线普及到大多数省份之后，秘折制度立刻升级为密电制度。

上海的地理位置比北京优越，而张之洞这个级别的官员，官方信息虽然不如皇帝，但也不至于差距太大，再加上赵凤昌自己掌握的电报技术。1900年前后，赵凤昌的个人信息网，可能和北京的摄政王差不多。所以，他也能做点皇帝才能干的事情，比如说发圣旨，比如说干预国家政策。

第九期节目提到过，1898年戊戌变法一度演变成针对慈禧的政变，导致慈禧和保守派联手，准备用光绪的堂侄“大阿哥”溥儁取代光绪皇帝。两江总督刘坤一代表湘军势力反对。赵凤昌在上海给张之洞发电报，建议张之洞联合刘坤一对慈禧太后施加压力。虽然意见没有被采纳，但也说明赵凤昌敢于用电报串联顶级官员。

1899年，清朝正式宣布溥儁是光绪的继承人，被认为是慈禧再次试探换皇帝的可能性。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出面组织，连同1000多上海绅士和商人署名，给北京发电报，支持光绪皇帝继续执政，这在慈禧看来是公开谋反。

慈禧知道经元善是北洋系的外围成员，但不能直接惩罚李鸿章，只能要求盛宣怀把经元善交出来判死刑。赵凤昌掩护经元善跑到澳门，虽然还是被葡萄牙总督监禁，但最终的惩罚只是撤职。

经过这两次电报事件，赵凤昌已经充分理解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虚弱，也确认了自己的信息资源和最高统治者不相上下。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主动使用自己的优势。

之后不到一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16日，慈禧下令对各国宣战，希望义和团运动能拯救清朝。8月14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逃亡。

理论上说，这个时候，对英法等强国的宣战命令并没有取消，而首都被占领，更是各地总督、巡抚对外国军队开战的充分理由。英国东亚舰队司令西摩为此制定了作战计划，准备进入长江，攻击沿江各大城市。

自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清朝名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只剩下一半了。皇帝和太后能保持一定的中央政府权威，不是因为北京的八旗军队实力强大，而是因为各地总督派系不同，实力基础不同，相互之间有矛盾。清朝皇室利用残存的封建制度，保持对总督、巡抚的信息落差，维护权力平衡，让每个地方实力派都确信带头造反没有好下场，这才能继续统治，才能让北京政府保留一部分人事权和财政权。

通常的说法，在义和团事件期间，南方总督巡抚没有和外国开战，反而搞“东南互保”，起因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公开宣布：“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带动了其他总督附和。

但是，李鸿章的原话是带着时间标志的：

“廿五矫诏，粤断不奉”

从时间顺序看，这份电报当时并不是拒绝开战，只是基于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反对武装义和团，更不等于号召其他总督结成联盟，与外国政府谈判。

在皇帝和太后都失去联系的时候，各地总督宣称李鸿章是自己的带头人，甚至考虑推举李鸿章做中国总统，并不是说明秩序解体，反而说明太平天国以来的旧秩序没有崩塌，还在发挥作用。所以各个地方实力派互相观望，互不信任，都希望有老资格的官员出来承担变革风险。至于说李鸿章作为有资历的带头人，是否能凭借一封电报就压服其他总督，是否能建立一个新国家，反而不是决定性因素，甚至可能是个负面因素。

如果要各地总督巡抚更进一步，公开质疑中央政府已经发出的战争立场，以政府名义，和外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李鸿章的电报还远远不够。需要有人主动出面，主动打破实力派之间的猜疑，让他们相信联合行动的风险低、合法性高，不会导致其中一方被吞并，或者被抛出来事后追责。

这时候，赵凤昌趁着慈禧在逃亡途中，北京和南方的消息断绝，在上海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

（据）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
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

所谓“庚申”就是1860年。当时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承德，但并没有因此命令全国军队都来北京决战。所以这封假电报的主题首先是停战。

“庆邸”就是庆亲王奕劻，留下和各国谈判。这也和1860年是一样的，当时的恭亲王奕䜣留在北京，和英法联军谈判。所以假电报的第二层信息是议和。

然后还有一句话，“饬各督抚：力保疆土”，就是告诉南方这些实权派，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不丢土地，其他事情你们自己决定，反正之前你们也不是全听朝廷的。

有了这份电报发送的圣旨，南方的总督，包括李鸿章在内，就有充足的理由搞“东南互保”了。但张之洞也不是好糊弄的，一年前的1899年，他刚刚在武汉亲自审问冒充光绪皇帝的犯人，敢于自己拍板判死刑。对于这么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他立刻回电报，问信息从哪里来。

这时候赵凤昌找到盛宣怀，和他约定两件事。

一是拉盛宣怀下水，要求盛宣怀承认，也从外国渠道得到了同样的信息。

二是要求盛宣怀转发电报给其他总督，就说赵凤昌和张之洞都已经接到圣旨电报，希望其他总督也服从命令。

盛宣怀还有几分顾忌，说你怎么敢凭空造圣旨？还是发给中国最强大的几个总督的圣旨？赵凤昌回答说：

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且既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
各督抚凭此电以安各省人心，为益匪细。否则两宫消息杳然，督抚即无地位，何以对人民？

除了这段话之外，赵凤昌还和盛宣怀做了什么交易，无据可查。但盛宣怀确实按赵凤昌的建议去做了。赵凤昌这才给张之洞回电报，说信息来自洋人，盛宣怀也收到了，而且已经转发各省，确凿可信。

有了这份假圣旨，南方的总督巡抚不再顾忌未来被追究责任，也不需要相互推举一个担风险的出头鸟。因此快速串联起来，授权上海道余联沅为谈判代表，和各国领事谈判，签订《东南保护约款》，承认南方各省的中立地位，也承诺保护外国租界和外国企业。

在签约之前，美国领事问，余道台你坐在这里签约，能代表中国政府吗？能代表中国皇帝吗？盛宣怀坐在旁边，告诉余联沅回复：谈判行为的定性，是“奏明办理”。这个回答含糊地解释了合法性。双方顺利签约。

赵凤昌敢于凭空编造圣旨，欺骗南方四五个总督巡抚，影响重大决策，原因还是前面说的“信息差”。

他在编造圣旨的时候，身在上海，但是准确掌握北京的情况。赵凤昌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在逃亡，而且带上了庆亲王奕劻，逃亡途中不能发电报。就算慈禧在某个偏僻的电报站点发了电报，也不能证明自己是太后。所以，他很确信，一两个星期之内，不会有更权威的信息可以反驳假圣旨，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制造东南互保的既成事实。

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命令奕劻回北京谈判，这条情报也被赵凤昌第一时间拿到，所以他确信，自己的假圣旨不仅符合南方总督的利益，而且大概率会得到皇帝和太后的追认。

至于说赵凤昌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情报，无从考证。从他留下的记录看，前面提到的赵小山或者说庆宽，肯定是信息来源之一。1899年，庆宽被慈禧太后派到日本考察，传闻他的秘密任务是刺杀康有为。这个任务虽然没完成，但他完成了另一个官方任务，就是转交一份密码本，在中日两国元首之间，建立最底限的通讯渠道，为此也和日本官员有了私交。

慈禧逃亡的时候，赵小山被留在北京，先被八国联军抢劫，很快就被日本情报人员找到，要求他去接庆亲王回北京谈判。他立刻把消息传递给赵凤昌，甚至可能借用了日本的军用通讯体系。

从结果来看，赵凤昌编造的“力保疆土”四个字确实有效果。在英国舰队已经准备动手的情况下，南方总督私下和外国签约，并没有导致割地赔款，最起码比辛丑条约赔出去四亿两，还允许外国军队在环渤海地区驻军要强多了。而且慈禧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庆亲王和李鸿章，人事安排也和假圣旨的判断完全一样。

无论是看“面子”还是看“里子”，清朝统治者都只能默认假圣旨的真实性。所以，1901年底，慈禧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不仅没有追查假圣旨事件，还下令要奖励南方功臣。盛宣怀因此得到了太子少保头衔，有资格担任各部的尚书侍郎，进入清朝决策层。

赵凤昌也没有被忘记。慈禧从北京逃出来，最终选择的落脚点是西安，由陕西布政使端方接驾。端方很快升到正式的巡抚，甚至代理两江总督。他邀请赵凤昌再次做官，被客气地拒绝。后来赵尔巽担任东三省总督，专门上奏折，要求撤销赵凤昌的处分，调到东三省做准省级官员。赵凤昌还是拒绝。

对于一个写假圣旨也能改变全国政治格局的人来说，清朝的官职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

五 惜阴堂会议

接下来几年，赵凤昌忙着参与前面提到的立宪运动，他能把立宪派宣传材料直接送进慈禧的书房，同时也和革命党保持礼貌的联系。1911年10月10日，赵凤昌正在上海租界的酒局上应酬，突然接到一封来自湖北的电报，让他成为长江下游第一个知道武昌起义消息的人。

这时候沿长江的电报还畅通，他自己动手发电报，问自己的亲信、汉口电报局局长朱文学，武昌的情况怎么样。在电报线被切断之前，朱文学给出了最清晰的答复，新军占领武昌，湖光总督瑞澂已经逃走。赵凤昌凭借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判断，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他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清朝的葬礼，向全国发信，宣布要组织临时国会。11月6日，赵凤昌的同事兼同乡屠寄，带着自己的儿子革命党屠宽（屠元博）在常州发动起义，控制了常州城。

这时候赵凤昌已经意识到，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是未来的决定性力量，唐绍仪可能是沟通南洋和北洋的关键人物。他给唐绍仪发私人电报，要求他不要再接受清朝的官方任命，留着自己的自由身份，准备担负更重要的职务。同时，赵凤昌的小舅子洪述祖以袁世凯侍从的名义发来电报，表示袁世凯愿意配合革命党，逼清朝皇帝退位。

11月12日，赵凤昌和张謇联合发公开信，邀请全国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代表来上海开会，会场设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11月15日，部分代表到场，自称是临时政府筹备会议。

之前的11月8日，驻南京的南洋第九镇新军兵变失败，被赶出南京地区。被强迫领导起义的黎元洪也逐渐恢复理智，要求各省代表来武汉开会，组织新政府。黄兴前往武汉帮忙组织防御，确认了武汉政府的相对优势地位。上海的临时政府筹备会暂时被边缘化。

政治上的争议，被军事行动解决了。南洋第九镇的统制官徐绍桢在战败后前往上海，在政治上服从（上海）临时政府筹备会。在革命党和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各省援军汇集南京，都由徐绍桢指挥。11月下旬，革命军反攻南京，在12月2日赶走了总督张人骏和江防军司令张勋，完全占领了南京。同时，北洋军在武汉方面发动进攻，11月27日占领汉阳，湖北革命军回到了起义第一天的状态，武汉三镇只能控制长江南岸的武昌。

所以，12月初，各省代表决定离开武汉，前往安全的南京和上海，这让长江下游的政治力量发言权快速提升。

12月4日，赵凤昌设计的五色旗被部分代表接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12月8日，唐绍仪代表清朝、也代表北洋集团南下交涉。

12月15日，各省代表初步达成共识，如果袁世凯能带领北洋集团支持中华民国，可以考虑让袁世凯当国家元首。

12月18日，唐绍仪跟着各省代表到了长江下游，在上海租界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见面。但是伍廷芳并非革命党，也不算民间立宪派，他长期和北洋集团合作，甚至还举报过革命党。只是因为伍廷芳熟悉外交工作，而且上海独立的时候恰好也在上海养老，所以才偶然地卷入革命，成为南方代表。

当时的人回忆，白天谈判的时候，唐绍仪和伍廷芳在英国人提供的场地谈一些琐碎的小事。到了晚上，唐绍仪去赵凤昌家，也就是惜阴堂，表达北洋集团的核心诉求，再由赵凤昌转达给立宪派或同盟会。

12月25日，孙中山坐船到达上海，立刻去赵凤昌的惜阴堂，了解国内政治局势。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当时全国已经有14个省独立，对清朝来说，孙中山当总统也没有让局势变得更坏。但是对于北洋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公开挑衅，说明南方代表不一定接受北洋集团掌握中央权力。

所以，1912年1月2日，袁世凯给孙中山发电报，表示自己对共和制度还有所怀疑。同时，北洋系的军官联合向全国通电，表示要消灭南方临时政府。

张謇是袁世凯的旧相识，在考中状元之前，名分上就是袁世凯的老师。这个时候，赵凤昌请张謇对袁世凯解释，说孙中山现在只是临时元首，只要袁世凯愿意加入民国的政治体系，元首问题完全可以谈，缓和了南北矛盾。

当然就算袁世凯当总统，南方革命党的发言权也不可能被忽视，需要在政府里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之前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仿照美国体制，不设总理。赵凤昌这时候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就是袁世凯当总统，除了要让一部分立宪派和革命党当部长，还要任命一个南北双方都认可的国务总理。赵凤昌认为，这个总理必须是唐绍仪。

前面提到过，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核心成员，被袁世凯信任。1894年，赵凤昌曾经说服张之洞，让唐绍仪到南洋体系工作。所以在北洋体系内部，唐绍仪和南方立宪派的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唐绍仪的家乡是广东香山，和孙中山是老乡，两家祖宅距离只有10公里，对孙中山来说是不错的政治盟友。最后，为了让孙中山之外的革命党能接受唐绍仪，赵凤昌对孙中山和黄兴保证，他愿意劝说唐绍仪先加入同盟会，再以革命党的身份，当袁世凯政府的总理。

据在场的人回忆，赵凤昌提出建议之后，孙中山和黄兴立刻鼓掌赞同。赵凤昌因此间接提名了民国第一任总理。这还不算，最近几年有人整理赵凤昌留下的文件，发现了赵凤昌建议的内阁名单草稿，和最后的任命大致重合，所以北洋政府的第一任内阁，也算是赵凤昌提名的。

南北实力派达成一致之后，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怎么给清朝办葬礼。赵凤昌对此也早有准备，1911年10月底，武汉还在激烈战斗，他就让小舅子洪述祖写了一份《退位诏书》。袁世凯当时就是拿着这份备用诏书，吓唬摄政王载沣辞职。

但洪述祖作为一个落第秀才，写诏书的水平还是差一些。到了12月底，孙中山的秘书长胡汉民建议状元张謇出手，写了一份筹备退位的诏书草稿，由唐绍仪发到北方。修改之后，隆裕太后在12月28日盖章发出。这份草稿就放在赵凤昌的书房，现在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1912年初，南北双方确认让袁世凯接任总统之后，张謇又替宣统皇帝写了正式的退位诏书，转交袁世凯，强迫隆裕太后接受。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清朝最后一份官方文件：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根据孙中山机要秘书冯自由回忆，这份诏书还是在赵凤昌的惜阴堂写的，在场的立宪派赵凤昌，北洋系唐绍仪，以及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代表都插入了自己的观点，所以诏书同时包含了立宪派、革命党和北洋集团的诉求，反而不像是清朝皇帝的语气。

六 从主动退休到被动退休

在主持或参与三份真假诏书的编写之后，清朝灭亡了。这时候赵凤昌56岁，比袁世凯大3岁，比唐绍仪大6岁，比孙中山大10岁，比第一任司法总长伍廷芳还要小14岁。历史证明，赵凤昌接下来还有26年的寿命，而且一直到去世之前都能保持清晰的思考。在民国成立的1912年初，虽然不能说赵凤昌年富力强，但他绝对还有能力当一两届高级官员。

考虑到赵凤昌勾兑南北谈判的功劳，也考虑到赵凤昌深不可测的情报搜集能力，孙中山和袁世凯表达了明确的笼络意向，邀请他加入政府。但赵凤昌拒绝了所有的邀请，表示要留在上海，继续做平民。

赵凤昌在清末拒绝出任官员，原因可能是不看好清朝的前途，也担心自己编造诏书的行为被清算。1912年他连续拒绝两个民国总统的邀请，原因不好随便猜测，但我个人分析，赵凤昌的情报优势，确实在19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如果他还想强行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时代很容易翻车。作为一个聪明人，急流勇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前面提到过，清朝最后几年搞新政，一个重要项目是官制改革，从省到县的各级政府，原本只有一两个行政主官，改革后都建立6到10个科室，雇佣有长期职务的中低层官员，维持政府日常运转。

这项改革被民国继承，建立了稳定的公务员阶层。从此以后，理论上说，官员不需要在政府之外招募非正式人员，比如胥吏和私人幕僚，也能完成大多数行政任务。反过来说，这些正式的公务员也会重视自己在官僚体系内的稳定地位，不会因为私人关系，随便透露信息。所以，从清末开始，除非是纯粹的商业信息，其他和统治集团相关的信息流，都开始向政府体系集中，依照官僚公认的规则，半封闭传播。

赵凤昌出身幕僚，过去几十年都靠个人关系网获取重要情报。给他提供情报的人，也不觉得自己违反了什么规则。这套玩法在民国时代逐渐行不通了。

时代的第二个变化，是无线电设备逐渐普及，大城市和事件现场之间的信息差快速缩小。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通讯技术。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侦察船在对马海峡方向发现俄国舰队，第一时间发出电报通知东乡平八郎，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对马海战结束之后两个月，袁世凯最先承认无线电的价值，在天津开办无线电培训班，聘请意大利教官传授技术。但这时候的无线电台还比较大，往往是固定设置，或者安装在军舰上，还不适合在长距离发送复杂信息。1911年，德国向中国推销更先进的长距离无线电台，清朝政府表示，我已经建好了通往各省的有线电报，不需要花钱升级。

没想到，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破坏了跨省的电报线，无论是皇帝还是赵凤昌这种民间情报主任，都一度失去了对现场的控制。赵凤昌从武汉收到最后一份详细情报，虽然比大多数官员更了解情况，但他也只是知道湖广总督瑞澂逃离武昌，不能确定瑞澂是否还在长江中游组织反攻。等到瑞澂搭载的军舰开到南京附近，用军舰上的电台和南京的固定电台联系，这才把确切信息传出来。

辛亥革命成功后，各方面都发现了无线电的作用，争着购买无线电设备，尤其是可以移动的无线电台。同时，各省驻军独立，南北两方面又谈又打，经常为了保密切断电报线。赵凤昌曾经自豪的有线电报技术，以及在全国电报机房建立的关系网，忽然就过时了。

另外，作为中国曾经最强的情报人员，赵凤昌的朋友多，敌人也多。如果接受孙中山或者袁世凯的聘请，去北京、南京或者广州工作。需要离开上海租界，离开他过去十几年营造的安全环境。

所以，从事后效果来看，赵凤昌拒绝各方面邀请，继续当一个无官无职的商人，算是比较理智的选择。作为对比案例，他的小舅子洪述祖，坚持留在官场投机，下场就不太好。

和赵凤昌的履历类似，洪述祖考中秀才之后，没有继续走科举路线，而是外出当幕僚，也曾经在湖北发展，也曾经被定罪弹劾。1910年洪述祖和曾经的赵凤昌一样，被北洋系抛出来，当做官场弃子。同时北洋高官也念他一份人情，让他保留了个人财产和私人关系网。

所以，1911年南北谈判的时候，洪述祖没有边缘化，而是在北京奔走，积极发挥作用。他和上海赵凤昌合作，通过电报交流，向两边的决策者提供关键信息，甚至有资格写退位诏书的草稿，直接参与了最机密的决策。

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洪述祖不是选择功成身退，回到天津租界享受人生，而是先当袁世凯的随员，再跟随内务总长赵秉钧，出任内务部秘书。

民国初期袁世凯和南方国民党的斗争，后面还会详细介绍。这里和洪述祖相关的故事，就是他不甘心只做秘书、“会办”，这一类辅助职位，总想凭个人关系再做几件大事，突破到统治集团顶层。为此，他再次实践了戴笠对军统成员的要求：

“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

1913年3月，洪述祖揣摩袁世凯的心思，在没得到明确命令的时候，就雇佣有青红帮背景的应桂馨，找到退伍军官武士英出手，在上海火车站打死宋教仁。他自以为是替袁世凯除掉了最大对手，应该得到奖赏。

宋教仁之死，彻底破坏了南北合作的可能性，南方多数革命党就此放弃议会斗争，利用辛亥革命前后掌握的军队，发起“二次革命”，要推翻袁世凯。

赵凤昌知道宋教仁被刺杀之后，立刻召集上海立宪派与革命党温和派，安抚情绪，希望避免战争。但是枪手武士英跑到应桂馨家里躲藏，法租界巡捕调查案件的时候，在应桂馨家里找到了洪述祖的密信，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赵凤昌作为洪述祖近亲，对南北两方面都无法证明自己置身事外，只能放弃调解，眼看着南北开战。这可能是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对中国政治变化无从下手。1917年，洪述祖被逮捕，1919年被判死刑，成为民国第一个被新式绞刑架杀死的罪犯。

这时候袁世凯早就死了，北洋集团打内战争夺总统位置，南方爆发了护法运动，要求北洋集团交出政权。1919年初，南北代表在上海谈判，讨论护法战争的停战问题。赵凤昌作为双方都认可的朋友，再次成为中立代表，帮助双方沟通意见。

但是，北方的徐世昌和段祺瑞不能约束北洋军队，南方的孙中山和唐继尧也约束不了各省军阀力量，所以双方不断增加琐碎的条款，谈判旷日持久。这一拖，就拖到了1919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从此中国政治升级到新的国民革命层次，小圈子密谋谈判自然中断。赵凤昌心灰意冷，退出政治圈，只参加文化活动，低调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9年。

七 子女后代

赵凤昌的儿子叫赵尊岳，1898年出生。这时候赵凤昌已经42岁了，以当时的标准算是高龄得子，格外宠爱。赵尊岳到南洋公学读书，和老师意见不合，退学回家，赵凤昌也不责备，只是给他安排家庭教师。赵凤昌还给儿子介绍了很多名人朋友，其中一个是汪精卫。

赵尊岳从出生就住在上海租界豪宅，家里不缺钱，熟悉各种现代享受，根本不知道离开繁华的大都市怎样生活。凭借父亲介绍的名人网络，他在申报当高级撰稿人，题材源源不断，也根本无法想象到消息闭塞的西部山区怎么生活。所以，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之后，他不仅不想去重庆，甚至连香港都不想去，很自然地跟随汪精卫，加入了南京伪政府。甚至在汪精卫死后，1944年末，赵尊岳还接受陈公博任命，接替林柏生，成为伪政府行政院的宣传部长。

1945年抗战结束，赵尊岳和林柏生都作为重量级汉奸被捕。林柏生被判死刑，一些老同盟会员记得赵凤昌的人情，给赵尊岳留了一条命，只判无期徒刑，但是家产全部充公，包括历史遗迹惜阴堂。1949年，趁着解放战争的混乱，赵尊岳出狱到东南亚避难，当中文教师谋生，直到1965年死掉。

赵凤昌的另一个知名后代是小女儿赵志道。1911年，赵凤昌是上海第一个接到武昌起义信息的人。这时候他的小女儿赵志道正在中西女塾，也就是现在的第三女子中学读书。赵志道在学校接受了现代意识形态，模糊地认识到国民革命的概念，第一批报名红十字会救护队，要去武昌参加革命军。带队的同盟会医学专家张竹君女士认识赵志道，不敢做主，通知赵凤昌来接人。没想到赵凤昌直接把女儿的行李带到客船上，又给赵志道留了一笔路费，支持女儿上前线。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赵凤昌送赵志道去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和宋美龄做同学。赵志道在美国遇到了康奈尔大学留学生杨铨，自由恋爱结婚。杨铨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别名——杨杏佛。回国之后，杨杏佛继续给孙中山当秘书。孙中山去世后杨杏佛跟随宋庆龄，支持共产主义革命。

因为秘密工作不能对家人解释，赵志道猜疑他和同龄的宋庆龄有恋爱关系，请律师离婚。离婚后，两个人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儿子杨小佛、杨澄由赵志道抚养，杨杏佛出抚养费，每周末来探望。

1931年离婚前后，杨杏佛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蒋介石知道杨杏佛是江西人，也知道他和共产党方面关系好，就支持他以回乡的名义考察红军，希望顺便能带一点情报出来。

采访红军之后，杨杏佛回到上海，在字林西报发表通讯，英文标题是《The present of Chinese communist》，直译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内容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中文标题是《赤祸与中国的存亡》，应付了蒋介石的要求。这是第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详细报道。

蒋介石发现自己被骗，因此确信杨杏佛肯定是共产党。但蒋介石没有证据，不能用公开手段抓人，就选择了暗杀手段，顺便警告宋庆龄。1933年，杨杏佛坐车接儿子杨小佛过周末，路上被军统枪手伏击。杨杏佛没想到军统敢在租界杀人，只来得及掩护杨小佛，自己被打死。鲁迅出席了杨杏佛的追悼会，还写了著名的哀悼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同时，江西苏维埃政权也纪念杨杏佛牺牲，潘汉年还在苏维埃官方报纸《红色中华》上写悼念文章。毛泽东到晚年都经常反复背诵鲁迅给杨杏佛的诗句。

杨杏佛死后赵志道一直未婚，抚养子女长大。杨澄比较低调，杨小佛后来当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最迟到十年前，杨小佛还频繁和历史研究者聊天。2019年，101岁的杨小佛继续出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接受解放日报采访。2025年他已经107岁，依然健在，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人。

杨小佛很受赵凤昌宠爱，经常去赵凤昌的惜阴堂。据他回忆，赵凤昌把几十年积累的往来书信和相关资料都存在书房，其中还包括了他额外搜集的一些文物，比如说胡林翼当湖北巡抚期间的亲笔文件。晚年赵凤昌把这些资料装裱成一套书，一个人在书房默默翻阅。

这套文件，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09册《赵凤昌藏札》。原件当然是文物，但是内容已经整理出版。如果你对赵凤昌感兴趣，可以看看附近的公立图书馆有没有这套书。

八 盖棺定论

回头看赵凤昌这一辈子，1949年的开国副总理黄炎培有一句评价：

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

说“四十年”或许略有夸张。但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东南互保，再到1905年晚清立宪、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之前的南北对抗，赵凤昌至少积极活动了25年时间。期间不仅是东南地区，整个国家的重大事件都绕不过赵凤昌。这已经不能用个人能力或者巧合来解释了，必须要先理解赵凤昌个人的时代和阶级定位，才能解释他在历史风口上的作用。

赵凤昌的第一个定位，是比同时代中国人更现代的“现代人”。

当代很多古装电影，或者以古代世界为背景的小说，都会模仿诸葛亮、刘伯温的演义小说形象，设定一种隐居山间，但无所不知的谋士角色。一旦出山做事，就是算无遗策的“军师”。

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中找这样的人物，这个人必然生活在清末到民国时代。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有人占据电讯网络的枢纽，足不出户，掌握全国的情报。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才有大多数人被隔绝在电讯网络之外，行动迟钝，成为少数人随意操纵的棋子。早几十年，晚十几年，都没有赵凤昌纵横天下的空间。

赵凤昌的第二个定位，来自他最重要的历史痕迹——假圣旨。

有假圣旨，就有真的圣旨，也就是皇帝发布的命令。但皇帝或者太后的命令，就一定有约束力吗？

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历史证明，不一定。

和晚清慈禧时代最像的历史阶段，当然是武则天当女皇的武周唐朝。当时武则天绕过正常程序下命令,被宰相刘祎之批评: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凤阁、鸾台就是中书省和门下省，替皇帝治理天下的决策机构。所以宰相明知是皇帝的命令，也有抵制的胆量。后来宋朝文彦博当着皇帝的面说：

“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证明皇帝只是地主集团的总代表。如果地主集团集体抵制，皇帝的命令就是一句笑话。

清朝号称皇帝集权程度达到历代最高峰，以至于没有正式宰相，只有按皇帝意图办事的军机处。但一个人的精力不可能治理几亿人口的国家，皇帝也不可能每一代都精明强干。只要皇帝建立了军机处发布命令的程序，就必然会被基层看做圣旨合法性的来源。

赵凤昌在1900年敢于造假圣旨，推动东南互保，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只带了少数随从出逃，不仅用不上电报机，也没有军机处机构证明他们统治国家的资格。后来军机大臣王文韶带着军机处的印章，步行追到河北怀来县，这才让慈禧逐步恢复权力。

清朝最后十几年，太后和摄政王已经默认军机大臣类似于历史上的宰相，在一定程度上代理皇权。张之洞、左宗棠这些地方实权大臣先后进入军机处，就是皇权对现行权力结构的妥协和承认。他们能直接收税、练兵，所以和唐朝的世家宰相一样，通过副署文件，让圣旨变成可执行的命令。

晚清的局面和古代王朝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遇到了现代化冲击。外面有帝国主义，在借助买办集团经济入侵的同时，也提供稳定的关税。内部也有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替皇帝收税的同时，要求更多的权利。

古代的皇帝，和世家出身的宰相分享皇权；之前几十年的皇帝和太后，和士大夫出身的军阀分享皇权；进入20世纪之后，皇帝和摄政王也必须尊重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以及熟悉帝国主义需求的买办。如果圣旨和这两个集团的集体意志相反，就算是皇帝的亲笔文件，也只能算是假圣旨。

赵凤昌和老朋友盛宣怀，分别是新地主和买办两个集团最典型的代表。

赵凤昌出身是沿海商人家庭，靠捐官进入仕途，背靠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城市，也和各地的总督巡抚有密切联系。同时，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藩王或者是将军，始终谨慎地和同一阶层，同一社会集团保持统一观点，地位反而不断提高。

1900年天下大乱的时候，赵凤昌和盛宣怀，先询问帝国主义外交官的需求，再调查各地总督的立场，最后通过电报达成了一致意见。到这一步，就算是凭空编造的假圣旨，客观上也是真圣旨。所以，慈禧太后必须追认赵凤昌的圣旨真实性。

但是，清末和民国的社会，始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地主阶级在没落，新资产阶级缺少发展空间。所以，赵凤昌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并不代表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集团。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压力越来越大，以及新一代封建军阀占据国家权力，赵凤昌和他的朋友反而逐渐边缘化。赵凤昌小舅子洪述祖被绞刑架吊死，就是因为他没看清新的形势，误以为自己可以上台当主角。

前面我提到赵凤昌晚年不参与政治，一个人孤独地在书房翻看过去几十年的书信，这个场景发生在1937年。当时杨小佛为了躲避淞沪会战的混乱，被迫躲到惜阴堂，和外祖父住在一起，看到了他的晚年生活。

惜阴堂在公共租界的核心地段，很安全。但是2公里外就是四行仓库，南京的新军阀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打的天翻地覆，赵凤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拿出一个房间给外孙避难，自己去回顾之前几十年的往事，逃避现实。这就是民国时代地主和资产阶级地位的一个缩影。

九 民国史节目推广

赵凤昌的一生到这里介绍完了，上一期免费的番外篇主题是苏报案。我们这个节目，把这些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放在免费支线；更多的篇幅用来描述历史的主线，以及主线背后的关键历史条件。

比如说，前面两期节目介绍保路运动，加起来一个多小时的节目，只有不到十分钟直接介绍保路运动本身的发展，比描述三峡地理的段落还要短。这是因为保路运动具体的发展方式只是结果，四川的半封闭地理特征，才是给历史提供必然性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四川的地理特征和保路运动有这样几个关联：

1 和其他内地省份相比，四川在地理上半封闭，只有三峡一条水路能保持商业交易，所以迫切需要铁路。

2 三峡航道长期没有整治，到1900年前后才有轮船进入，所以四川的经济环境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相似性，也有更保守的差异性。在1911年的时间点上，四川更符合“中间地带”的定义，更容易孕育革命。

3 在电报不成网络的时代，四川对外的信息沟通很容易被破坏。切断电报线，封闭三峡几十米宽的水道，四川就变成了地理孤岛。者导致清朝政府误判四川局势。

4 清朝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但只有一条轮船可用。蜀通号轮船搁浅，导致清朝在长江沿岸最可靠的新军部队卡在半路，错过了两个省革命运动的关键时间节点。

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一些更有故事性的变化，比如说铁路公司因为橡胶股票亏损，总督赵尔丰作风粗暴，反而是我刻意忽略的因素。我想表达的概念是，就算橡胶股票赚到了钱，就算赵尔丰换成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保路运动也迟早要来，这大清还是要亡。

如果观众喜欢这种强调逻辑和深层必然性的历史叙事，欢迎充电收看我们的民国史节目。过去两个月，我们每个月都更新一个半小时以上的精品内容，今后也尽量保持当前的更新速度。

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民国史系列的赵凤昌番外篇到此结束，下一期我们回归主题，讲辛亥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