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迟早要面对我的，迟早要面对我这个另类右翼不喜，建制左翼不爱的“左派”的：
E.Ann Kaplan在2003年的时候就充满预见性的指出，第四波女权主义的特点是将第二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者汇聚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后现代主义了）。虽然也有其他质疑的声音，认为仅仅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将过去两波女权主义议程统一在一起是否足以称之为第四波，但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实体在实践上对第四波女权主义的极度推动（从社交媒体到脱口秀再到电影电视剧），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的今天，去否认第四波女权主义的存在恐怕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合理性。学者Parry等人总结了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的四个主要原则：
（1）将前两代女权主义浪潮产生的议程的边界模糊化
（2）由新兴技术驱动
（3）各地的女权主义者通过全球化相互联系
（4）对性暴力以迅速和多元的反应著称。
这四个抽象出来的原则对于各位听众与观众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关于第一条原则，既然第四波女权主义已经将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议程统一起来，那么必然造成过去的历史性分类统一在同一个标签下，过去的模糊边界进一步模糊到没有边界可言的地步。关于第二条原则，推特ins微信B站微博豆瓣抖音小红书批量出现的“女权主义”话语消费者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生产和再生产ta们的政治议程。关于第三条原则，以伊朗发生以女权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反建制运动为例，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朋友们，你们朋友圈的ta们也大概率会在当时转发二三手的新闻与评论来表达对德黑兰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关于第四条原则，只要看看央视主持人朱军案、看看《无限恐怖》作者被诬告却难以维权、再看看唐山打人案与丰县八孩女案在互联网和现实层面上掀起的、对男性系统性的侮辱与迫害的惊涛巨浪就什么都明白了。
最终，像#MeToo这样的全球性运动，给每天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公众植入了一个概念，即针对你女性的性暴力不再是个人的，而是结构性，是男权社会乃至是男人这一本质主义性别分类群体的错。从这里，“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反了过来，成为了“政治的必然是个人”的并最终成为了在微观层面上要求男性不断提高付出以补偿女性的现实并不奇怪。
因而，即便朱军最终被法院宣布清白、《无限恐怖》作者在反击诬告的过程中惊讶的发现控诉他和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人的微博账号的实名注册信息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杰克船长”约翰尼·德普不得不忍受自己的妻子艾梅伯·希尔德在两人的床上大解也不能施以任何意义上的反抗（因为身为女性的艾梅伯实在是太容易能够指控德普家暴之类的事情了），在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主导的舆论和政治运动中的情绪失控与极端主义态度在今天也仍未被得到重视与干预，不如说，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体更是乐于推动，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表现的尤为明显——一个证据是，美国人可以通过两党制选举中公然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与JD·万斯来反对这股政治浪潮，即便败选也可以通过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统战价值”从而不会在斗争中出于完全无法发声的地位，而中国大陆地区则由于其政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直接导致本身在女权主义范畴里事实上可以称之为世界标杆的中国大陆男性群体在2018年之后不断地遭受话语和权力霸凌。这些霸凌的表征便是辱骂男性的脱口秀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大雅之堂，成为被新自由主义的既得利益者论证自身“进步性”的工具。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与其通过名目繁多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女权主义”的分类来认知女权主义政治议程，不如通过线性的四波浪潮的方式来认识更加简洁明了也更加易于理解。但是，只要有着起码的历史、政治、经济知识，应当会认识到，上述的不管是分类也好还是历史潮流也罢，都是十分西方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叙事逻辑。
来自印共（毛）、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有着深厚实际经验的阿努拉达·甘地在其著作《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中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知识生产中极少见的对各类西方中心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而当我们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女权主义统称为第四波女权主义之后，可以选取出几个比较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总结性批判：
1.以男女矛盾为主要矛盾，从而为分裂主义辩护。
2.将生育的自然事实作为妇女从属地位的原因，拒绝承认造成压迫的社会经济原因，从而巩固了男女生来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论点，典型表现为“生育警告”。
3.忽视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异以及贫困妇女的需求和问题，乃至篡夺相关议程的成果。
4.在生育角色中寻求女性压迫的根源。由于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生物学决定的，因此它是无法改变的。不是把社会原因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起源，而是盯着生物学上的死的因素，从而重新陷入生物决定论的泥坑。
5.关注妇女在父权制家庭（暂时继续使用这个值得怀疑的概念）的生物学角色，并把这当做妇女受压迫根深蒂固的社会基本原因，因此，他们把反对异性恋家庭作为反对女性受压迫的主要任务。结果，决定家庭存在和家庭形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架构被忽视了。
6.强调男女之间的心理/人格差异是生物的，并倡导女的分裂主义。过分强调妇女的性解放，提倡男女分开社交、分开生活和女同性恋。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这种女权运动仅限于小团体，不能吸引或动员大量妇女，我必须要说的是，阿努拉达因为疾病死于2008年，没能看到社交媒体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结合后的巨大破坏力。
7.通过强调解放妇女的性压抑的必要性，或者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主张女性应有加入美国陆军的平等机会的名义，陷入了助长帝国主义的色情、性旅游等的泥坑。
8.忽视或反对苏联、中共等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对改变大部分妇女处境的贡献。
身份政治：娇惯心灵与性别治理
通过前面论述，我们知道了今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失语者”们强烈不满的政治正确的主要受益者黑人民权主义是同女权主义一起在上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社会中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的。
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讨论社会正义的人们热衷于将分配不公与阶级不平等放在主要矛盾的地位，80年代后，深受后现代主义和建构论思潮影响的新左派人士开始了拒绝经济主义（这个行为表现在今日就是女权主义者们热衷宣称的“不要让性别矛盾掩盖阶级矛盾”），拥抱承认群体特殊性为正义的进程。和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杨笠同质，很多波伏娃与上野千鹤子的文化消费者只是通过“下单”这一消费行为完成某种可以称之为“信息拜物教”祈祷仪式，更有甚者恐怕买了也不会看完，只是通过一些被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推荐而来的KOL所发布的只言片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情绪爆发与概念强化罢了。
过去，我曾倾向于用所谓“政治极化”来解释在互联网舆论与现实中愈演愈烈身份政治。事实上，这也不是笔者的独创，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格雷诺·卢金诺夫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乔纳森·海特合著的《娇惯的心灵》一书中也采取了类似的说法：在许多大学，校园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变得整齐划一，这使得学者群体很难自由追求真理，同时也伤害到学生群体，让他们失去从形形色色的思考者那里学习的机会。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分子一茬接着一茬，两个阵营相互挑衅，双方的仇恨越积越深。社交媒体已经使政治分歧的激情升格为一种新兴的“揭发文化”（callout culture）；讲者说得用心良苦，但有些学生就是不领情，甚至恶意曲解，于是乎，讲者在校园内受到公然羞辱。新媒体的平台和表达方式使公民们退回到自我确证的保护泡中，生活在气泡内，他们开始以坏的恶意来揣测敌对方，而在那些意在传播噪音并收割分裂的分子和网络操作者的鼓动下，他们原本的意向会得到确证，甚至进一步放大。
可惜的是，当学生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大学教授（正如上野千鹤子自己）与遥不可及的议员老爷/奶奶（正如AOC与老毕登）们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选择站台这些被认为是拥有“娇惯的心灵”的大学生们的时候，格雷诺·卢金诺夫与乔纳森·海特所诉诸的对技术主义的反思和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建议已经缺乏说服力，更严重的说这本身就会被“进步主义”大学生们和“进步主义”政客指责为“爹味说教”从而失去批判能力了。因此，倘若我们仅仅将批判的视角维持于与这些“娇惯”同源（精神分析与二战后欧洲智识阶层反思理性主义本就是解构主义诞生的基础）的方法论中，是无法真正对抗这个正在且一定会进一步撕裂社会的理论的。
我国台湾地区“解严”后最知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为台湾地区的妇女运动、性解放运动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何春蕤总结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将当代这种充斥在新兴市民阶层文化消费者当中的、高度保护性的、法理化的女性主义运动称之为“性别治理”。在她看来，这种由于强力的国际普世话语及其具体力量的介入，迎合了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二线城市以上较发达地区的中产知识阶层女性的认知与关切的“性别治理”已经不再是过去“性别平权”的领域，而是一种曾为女权主义理论所反对的制式的中心化的性别权力分析。这个显然可以被划归为第三代女权主义范畴的范式，这个坚持性别是最根本塑造社会权力差别的原因的范式，这个相信男性暴力是性别关系的核心形态的范式，有着清晰的西方源头。
何春蕤指出，1985年非洲奈洛比世界妇女大会之前，非欧美世界的妇女团体就算提到妇女和暴力的议题，都是放在国家发展、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的大脉络里讨论，认为性别暴力有其结构的、军武的、国际的激化因素；可是来自欧美的妇女团体却越来越主张采用「歧视」、「平等」和「权利」等等抽象理念来把「性别暴力」凸显成为一个独特但是普世而且急迫需要处理的现象。199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冷战权力布局展开，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是跨国召开世界级会议，组织起庞大的NGO群体，积极把女人承受的暴力描绘成根本而核心的人权议题，强势要求各国按照国际公约确实修法立法，设置同样的政策和架构，以保障／保护女性及儿童的人身安全。最近两年以影视名人为先锋的#MeToo运动更进一步加快了将性别议题聚焦于特定性罪行（如性侵害、性骚扰等）的趋势。由于受害者主要是女性，这些罪行很轻易地被女性主义理论归因于性别关系的普世结构，被描述为男性阳刚的核心性质与典型呈现。这种特别在知识女性间逐渐普及且深化的「性别成见」以及对男性的「歧视和刻板印象」，透过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的扩散震荡，使得大众对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认知与想象越发狭隘而固定，也已经不意外地引发了自认低层而受害之男性群体的不满与抗拒。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即便女权主义的理论源头会追溯到左翼、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但是当代女权主义的普世化实践恰恰是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退潮而进行的。
今天，大部分即便是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最后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中文互联网女性用户，也仍然熟稔的运用着第二代、第三代女权主义理论构建出的种种用语与概念（笔者甚至真的见过为了吵赢而表示自己愿意认同自己是个直升机的人），范式化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种范式，有人将其称之为“布尔乔亚女权”，而从这个命名，我们可以看出，固然第三、四代女权主义将自己打扮成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样子，但实际上它对资本主义、对新自由主义从来是一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因为这种理论的受众脑海中所再生产（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的是一种非劳动的、精致的、在小提琴伴奏下与查理·考克斯所扮演的夜魔侠一起翩翩起舞的消费主义图景。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在其著作《Free Woman，Free Man：Sex, Gender, Feminism 》中的批判最为贴切也最为无情：
女性学是制度性的性别歧视，它也应该消失。性别研究也不是另一个选择——“性别”现在是种有偏见的、拘谨的代号，指的是社会建构主义。性学是一门古老而杰出的领域。作为性研究，坦率地承认我们不断感兴趣的是性，它将涵盖百年来关于性的国际评论历史; 科学将成为其基石:它将允许男女、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一起进行富有成果的不喜欢、不同意和辩论的对话，这种张力、对抗和辩证法会导致真理的发现。
女性研究则是一个提供给研究者舒适亲密环境的淤泥，里面充满了未受挑战的群体思维。除了极少数例外，它完全不学术。学术女权主义者让男性和持异议的女性沉默。他们沉浸在自鸣得意的自满中，对他们自己陈腐的卢梭主义意识形态视而不见。女权主义者总是吹嘘他们的“多样性”和多元主义。这就像 19 世纪之前和 20 世纪之前 60 年代之前控制美国政治、金融和学院的白人新教徒，基于他们数十个教派声称具有多样性。但是站在外面的黑人、犹太人和意大利天主教徒可以清楚地看到 WASP 内部人士所欣然、傲慢地不知道的完全的一致性。如果有任何一个领域应该接受惩罚性的福柯分析，那就是女性研究，它沉迷于自己无用、碾磨、自创的话语之中。
女性研究需要一个教学大纲，于是所以它一夜之间发明了一个经典。它把笨重的、平凡的当代女性作家膨胀成奥茨般的飞艇。我们最好的女学生正在被喂养着可怕的、虚伪的、愚蠢的胡言乱语，而开创性的性学研究工作只能由在高水平思想史中接受过传统训练的男女进行。
妇女研究是一个由粗俗的人、笨拙的人、爱发牢骚的人、法国瘾君子、官僚主义者、空想家和恃强凌弱、道貌岸然的人组成的大杂烩。相对的，布道者、理智的、温和的女权主义者退缩了，就像善良的德国人在法西斯主义的代言人面前退缩了那样。十五年来，既定的女学者不负责任地让妇女的的研究不加批评和检查地传播（我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当文德勒睡着的时候”)。伟大的像简·哈里森和吉塞拉·里希特这样的女学者都是知识分子培养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粘人的、宽容的充斥着姐妹情谊的空泛感伤主义，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姊妹情谊的一流作品。每年，女权主义者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女人既不会思考也不会写作的陈旧指责。”
得益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北上广深新兴城市人口为代表的群体的文化需求激增。与之相对的，则是自80年代后苏联于中国大陆就在各个领域方面“去意识形态化”，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产生了经济交流而必然产生的文化交流中，这种显然带有国际政治支撑的“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体操作、国际公约、跨国NGO、文化消费品、全球风潮等席卷了因“去意识形态化”而失去了法理性执政基础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的脑海，其背后是特定的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
不客气的说，当笔者在朋友圈看到大量的符合我们上面“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女性”描述的人像是被“一键操控”后集体转发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朗“进步女性”减掉头发抗议伊朗执政当局行为的时候，这种真正的“统治”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乃至急需批判乃至对抗的情景——何春蕤直言，仔细检视各地发生“颜色革命”的缘起脉络和扩散，就可以看到国家地缘政治与国际媒体力量涉入所谓“全球公民社会”的诸般操作。甚至不仅仅是伊朗，从还在战火中起伏的乌克兰到被华纳“开除哈籍”的JK罗琳再到我们每天所消费的各大媒体平台，这种通过暴力和霸权来达成的“普世价值”俨然已经在“议程设置”领域上获得了独占优先乃至不容置疑的地位。
这种披着“性别平等”的皮行“性别治理”之实的范式展现出其无限上纲，罔顾国情世情人情的特点，在有关性骚扰、性侵害、性霸凌、性纠缠等等议题上都形成政治正确的一言堂，不但排挤、更致力于消灭不一样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今天的普世化的第三代女权主义实践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去中心化立场，成为了新一代急需挑落的“知识霸权”。
问题在于，我们经常默认一般意义上迥异于这种“普世化”却仍然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实体应当承担领衔反制的角色，但实际的情况则与之相反，我们看到的不是政治实体的一马当先而是其面对这种根植于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新型“颜色革命”，在各种领域上都呈现出的节节败退后通过损害非该理论消费群体的利益来进行妥协的趋势。这种情况固然同政治实体的经济基础有关，却也不能否认另一种要素，也就是“媒体权力”。“媒体权力”的概念，往往被一些不学无术的人简单理解成“张雪峰是对的”、“新闻学魅力时刻”、“呵呵，第四权”，但媒体无论如何也只是媒介、是中介，建构出种种推行“性别治理”的文化消费品的并非媒体本身，而是有能力去建构这些东西的知识分子们。
为何监管缺失：“统治即令人信服”
何春蕤在《性别治理》一书中总结了性别治理在台湾的三个层面的表现（笔者强烈推荐有条件的读者去看原书）：
性别治理镶嵌在台湾内部政党政治的竞逐中，借着满足执政党对统治正当性的需求而进入体制内发展的同时也运用资源来生产承载着国族定位欲望的知识与情感。
性别治理已经成为台湾行销国族定位和国际地位的展示橱窗。
通过司法改造，性别治理翻新强化了女性主义“私人的就是政治的”概念的含义。这个“政治的”不再只是笼统的描述权力关系，而是被具体化成为需要法律处置的压迫和伤害。
从何春蕤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享用“性别治理”的文化消费者与知识生产者日常表演脱了裤子骗庭杖以示自己在体制内所处的“边缘性”，但其与所处体制的联系反而远比反对者们要深刻，固然这是何春蕤总结的“台湾经验”，但在四小龙成为历史，大陆开启新一轮城市化进程的现在，我们同样要面对城市化带来的意识形态结果。其实这个情况并不难以理解，广义上的第三世界，考虑到欧美本身的一些新闻，“第一世界”其实也同样深陷其中，社会精英们热衷于花费不菲的资源将自己的子女投身于阶级再生产中，而在大学这个完成当代知识/阶级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知识分子们表演与传授着如何在表面上微不足道却在社会阶层、国家和国际政治关系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的技法与经验。
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在《法国的知识权力》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们联手“新媒介支配”（nouvelle médiocratie，media即“大众传播方法”——或针对大众基层进行观点生产的方法-kratein即“支配” ），试图与其纯粹彻底地融合，在日渐庞大的围墙内为其确保新闻事件、价值、事实、象征性标准的垄断性生产与流通。这种“新媒介”支配，在本次的“上野千鹤子的异世界历险记”事件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毕业于我国两大知识权力代表大学之一的新媒体操盘人，通过一个市场营销意义上的“PITCH”完成了对“文化人”（也就是我们所说上文中产阶级女性）群体的新一轮流量密码与时尚单品的推销。
如果这样的行为仅仅是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也就罢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可以不断在消费者脑海中进行再生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本身在这种消费过程被腐化了，而知识分子却通过以融入主流传播方式有意无意的攫取了社会的至高权力的同时榨取了属于多数民众的利益，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当中的帮凶。可以这么说，当上野千鹤子的“暴论合集”堂而皇之的通过遵守消费市场逻辑从而遍布全国的高铁站点书店与成为各种购物app与电子书app的座上宾时，上野千鹤子无论在个人意义上怎么样否认自己同新自由主义的联系都显得有些苍白，即便我们去区分作为学者的上野千鹤子与作为“性别治理”符号的上野千鹤子。杨笠、京东乃至索尼互动娱乐、育碧、暴雪游戏这些公司里，必然有着光鲜履历的高管如此痴迷于“DEI”（多远、平等、包容）概念都是符合上述逻辑的。
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斯在其论文《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甄别”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化筛选系统的确面临严重的问题，而这一系统对于保护社会主义文化的幼苗是必要的，以使其不被渗透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伦理所淹没”。
《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是斯迈斯对技术中立主义进行反思的代表作，而他文章中的“技术”也是同其他对技术中立主义进行反思的理论一样，更多指代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具有政治性。笔者在这里将其延伸，即“技术/知识”的政治性绝非独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有政治性且这种政治性的程度恐怕要比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深得多。
在今天去强调社会科学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政治性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因为对于一度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中苏两国来说，这个论述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里属于路人皆知的领域。放弃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多年后，即便今日也不乏对这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行批判，大多数批判者仰赖的方法论也是来源于“帝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范式。
如果这还不够可悲的话，笔者可以提供另一个例子。过去，在阅读一本新闻学考研教科书时，我发现其中同样介绍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这个在现实实践中并不处于优势地位的批判范式在书被总结了几条不足，而这几条不足，如果我们用上文所提到的“文化甄别”的方法论去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其遣词造句无处不透露着对“世界公民”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两个充斥着意识形态输出概念的迷信。
当这样的“知识”以一种看似“中立”的方式介绍给必然会在将来成为社会中坚乃至统治阶级的大学学生时，我们又怎能不悲哀的发现国内的新闻传播从业者各个都已经是“帝国”的拥趸了呢？
丹·席勒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中描述了真正的激进派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一个社会被引导进现代世界体系的所有过程之总和，主流阶层在此过程中被吸引、承受压力和压迫，有些时候则是形同受贿，以塑造本国的社会典章制度，使其对应或甚至提升位于世界体系核心的主流国家的价值与结果”。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定义在过去明显被低估了其所能涵盖的范围——“文化帝国主义”在大部分时候被理解为对美帝国主义私有媒体和大众传媒工业反制的武器，然而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忽视的可能恰恰是其最重要的部分，即：主流阶层在此过程中被吸引、承受压力压迫乃至形同受贿的并非只是“典章”（典制、法令制度），更是构成典章的知识。无怪乎席勒强调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范式仅仅是将第三世界人民以鲜血与汗水为代价获得的反殖民抵抗经验，重新导入中心国家的思考罢了。
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只是发生在传播学领域，笔者以前提到过所谓“帝国民主”（Imperial Democracy）的概念完全可以拓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套用知名新传学者赵月枝对“帝国民主”的描述，我们可以对“帝国知识”（Imperial Knowledge）有个清晰的认识：“知识”一旦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视野而变成“帝国知识”内部的批判性改良主义研究，就不仅无意间拥有了与美帝国体制“共谋”的线衣，而且因为其在现有全球学术体系内占领了“鱼与熊掌”兼得的道义制高点而容易成为霸权性的学术话语，进而与那些满世界推广西方“普世价值”的“全球市民社会”组织一道，成为帝国主义的“道义帮凶”或“学术帮闲”，“精神贵族中的精神贵族”，在反华反共重形成“左右合流”（笔者在这里强调，对于中国而言，对自然科学的政治性反思的优先度应当是远不及对社会科学的政治性反思的优先度的）。
如果我们要真正完成对过去几百年间人类历史的反思，我们恐怕需要无数的学者与大众一起努力。然而不幸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在过去几十年间形成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代表事实上在全球市民社会中构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中流砥柱。老生常谈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使得“知识分子”们同他们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知识一起，在成为大众所处的系统中的领导人物也必须待之以特权时，却以公民社会的英雄形象自居：有一切权威优势，无任何权力羁绊。
这样的例子，只要我们还看新闻，还关注社会，就绝不缺乏。事实上，在“杨笠代言京东‘双十一’引发男性集体不满”事件后，《南风窗》这个有特定背景的知名杂志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杨笠上桌，冒犯了谁》这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统治”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充斥着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所反对的一切的表征公然在系统提供的舞台上大放厥词后被“新人”所打断后，平日热衷于消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符号的消费者们纷纷装聋作哑，更有甚者斥责“新人们”争夺话语权是一种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俨然表现出垄断“进步性”概念的模样。
这种德布雷所言的“知识分子党派”再一次展现出其巨大的同调性：这些看起来无党派的个人主义者构成了一个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特权阶层，尽管是一个非正式的团体，但这个等级井然、同社会各界深度接合的权力团体，通过反对一切权势（除了自己）为专职，施展马基维利意义上的“令人信服的统治”，这种统治相较于系统本身更加有效和深刻，最不明目张胆的并不意味着性能最差，某种意义上性能甚至是最好的。
《南风窗》乃至另一篇《抵制杨笠的人，大概也在愐怀辛瓦尔》的历史记录表明，ta们是十分欢迎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的，这似乎完美证实了阿芒·马特拉的论述：“因为文化的资本化也是主体阶层的资本化，让现存的公民——消费者越来越受制于设备、职业和特殊文化背景的剪裁。对文化实行商品经营，是生产新型的主体性。恰恰是因为这种主体性管理的质的变化使得文化的利害关系具有同样的战略重要性。应该敢于继续指出，欲望和梦幻的喧嚣空间让世界一市场网络的诱惑来征服被计算和被预见的个体不是被隐藏的世界—城邦主体的乌托邦中的个体。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的代译序中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化资本化扩大了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象征差别，更严重的是由商业利润主导的文化交流背后隐藏了新的权力形式和新的社会整合形态，在后现代的话语中意味着社会的终结、社会意识的蒸发、社会意义的缺失，乃至放弃价值的理性基础直至民族国家概念的淡化和消失，而民族国家的思想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共和思想的一个基本内涵。
按照法国著名哲学家享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国家是秩序和联系的要素。但是在传播全球化时代，国家这个宏观主体同时面临着国际化和地方化（或区域化）的威胁，而后者的形成往往是以更加明显和更加给人好感的形式出现，是媒介扩大影响力指数所瞄准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媒体集团热衷于在新生产出的文化消费品中强调与后现代主义高度相关的身份政治与性别治理的现状有着批判性的理解：这绝不是什么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关系，这依然是帝国主义试图摧毁第三世界国家抵抗意志的阴谋与阳谋。由于智识阶层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被上述所提到的范式所垄断，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下的失败者或者边缘性群体，也就是国男们难以找到有效的、上得了公共视野的知识与理论，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向用一些模棱两可的生物学、社会学知识来尝试构建自己的理论的另类右翼场域并最终在中国大陆展现出一种“无处可逃”这一点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笔者要强调的是，承认目前的这种明显有着问题、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体现双重标准的女权主义浪潮有NGO、境外势力一类的背景并不意味着笔者对相关监管机构的不作为与偏袒表示任何意义上的宽容。
毕竟，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是谁之过呢？
最后，让我用北京大学的李杨老师在其著作《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中讲到的一段话来结束吧：
“女性主义批判的真正革命性意义绝不在于以女性的经验取代男性的经验，以文化价值秩序中的边缘性夺取文化价值秩序中心的中心性，并且使之普遍化为人类文化的价值新规范。如果说女性主义之所以提出并强调文化秩序中的边缘性（marginality）地位这一概念，是为了意识到并且向文化的中心性回归的话，那么，这无异于扼杀了这一概念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