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乡村是一种自治社会，这是一种美化的叫法。
所谓自治其实就是没有法制和稳定的秩序，这一小块区域谁拳头大听谁的。
那么没有热武器的年代，怎么才能拳头大呢？
当然是生儿子，谁家青壮年男性多，谁就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改革开放后乡村自治模式复辟。
以江西省为例，自1980年代初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后，江西农村的群体性械斗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至90年代初达到高峰，如：1990年械斗数量达749起，参与人数9万人，死伤2312人；1991年械斗数量493起，参与人数7万人，死伤2216人；1992年械斗数量103起，参与人数1.8万人，死伤682人，1993年械斗数量35起，参与人数0.43万人，死伤79人。自1994年起，每年农村械斗的数量一直维持在20起左右。这些械斗的突出特点是：械斗的主体均为农民，而起因多是对山林、土地、水面等资源的争夺，或是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
所以你想要乡村的权力，想要瓜分乡村极其有限的资源，你就得使劲儿生孩子。
其他人为了不在内卷中输给你，就要比你更使劲儿的生。
然而土地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
人口太多了，随便遇到点什么天灾粮食就一定不够吃，当然就是饥荒了。
所以封建时代乡土治理模式，实际上就是饥荒永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