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说网友总是轻信一面之辞，“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但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地方劳动仲裁那么难吗？就是因为法官总是不相信员工的一面之辞，要求员工递交各种证据证明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例如要公司补偿加班费，得证明自己确实加班了，有的公司会通过加班不打卡等方式避免留下记录，就算留下了记录，员工也很难获得），甚至员工递交了材料，也百般挑错——比如递交截图就质疑你是ps，非得让你交录屏。问题是员工平时工作的时候，有几个会天天保存各种证据以备不时之需？往往员工没法证明公司侵害了自己的劳动权利，导致败诉。在自由的斗争中，优先相信弱者是合理的，因为举证的责任应该被转嫁给企业、机构、government——后者本就有留档案、记录或进行调查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我觉得通报是假的——且不论内容[1]，回顾一下那些争议比较大的通报会发现，通报基本都是真的，最多避重就轻、春秋笔法，不然大同案的通报为什么不直接说发现女方处女膜破裂，货拉拉案的通报为什么不给司机扣个罪名上去？因此我觉得通报为真的概率更大。罗帅宇的举报材料不一定都是假的，但是问题没那么严重——例如罗父母声称的40万不当交易，实际上只是医院在逃税
如果说通报为真、罗父母说法为假，罗父母的做法其实有点可恶了，因为背后真正的问题反而被掩盖了，赢友又可以洗地了。类似的例子之前不少。父母声称跳楼学生生前受校园欺凌、老师横加包庇不实，可是近年多地多校发生少年jump是真，学校遇到类似事件动辄封锁消息是真；还有胡鑫宇事件，这其实也是一起典型的应试教育之下的悲剧，胡鑫宇上学期间曾多次表示学习吃力、注意力涣散及失眠，他就读的学校两年里多次发生学生坠楼、出走事件。他们的父母失去子女后心理的伤痛可以理解，但是动不动把风向带歪，捕风捉影，编造“校园欺凌”一类情节，对广大青年学生其实是有害的，因为症结所在——应试教育对学生的极端迫害——被掩盖了，反倒让赢友得以继续回避问题
罗帅宇事件的通报，其实也还是那几个老问题——一是医学院的问题，老一代医生不仅官僚主义严重，医德、师德问题也很突出，腐败现象也比比皆是，我就没见过医学生不骂医学院，不骂规培的。规培制度让学生喘不过气的案例也不只有罗帅宇一个，如果只有他一个，还能怪他成绩差、不努力，全国各地都有规培生猝死、自杀的例子[2]，那就说明规培制度乃至医学院的整个培养和考核体系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二是教育体系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参见下面两个回答：
单就罗帅宇事件来看，假设通报为真，他的父母反而有可能是加害者。jump的大学生、高中生，不说全部，有很大一部分，家庭给他们提供的温暖是很匮乏的，父母平时不仅不充当他们的港湾与臂膀，反而天天pua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学业失败之后会直接jump，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地方可去了。如果他们的父母平时总是关心他们，在他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劝慰他们“大不了回家躺着”，他们可能就不会jump了。至于罗的父母现在歇斯底里地“讨公道”，部分原因可能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尽父母的职责——这也是很地狱的笑话了，古代圣贤都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今天的中国，却是“父欲养而子不待”，子女jump了以后，父母才悔不当初：为什么当初要给孩子这么多压力，为什么不劝孩子躺平算了，为什么不和孩子说“别担心爹妈养你”
至于医疗系统的问题，和罗帅宇事件是不是真的无关——难道罗帅宇真是自杀的，医疗系统的问题就会自动消失？
但医疗系统的问题是难解的。在医疗场域中，普通人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医生拥有文化资本，他们垄断了对如何进行医疗的解释权与实践权，权贵拥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能得到最好的医疗资源。普通人面对医疗系统，其实是很无助的。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医学知识内容庞大而且难以理解，医生都只了解自己所在的方向，无法样样精通，更不用说普通人了。当然，大部分医生，尤其是绝大部分青年医生，是善良的，专业的尽职尽责的，但刘翔峰、董小姐这样的害群之马也不少。普通人担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医疗系统中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位置，因此他们无法确定，他们遇到的医生是好医生还是刘翔峰
部分患者对医生表现出极端的怀疑主义，乃至于诉诸医闹，这显然是错误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是有合理的地方的：患者的怀疑主义其实是在场域内部进行竞争的表现，患者通过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消解医生的象征资本，迫使医生进行主动举证来说服患者
现在的解决方法其实在制造一个死循环：
把医生职业圣化，医生被塑造为又有“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即要求医生从善的动机出发，秉持治病救人、普济天下的精神，又要恪守“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即要求医生具有专业精神，通过论文发表、手术成功率等指标来进行结果导向的考核（p.s.韦伯说过这二者是对立的价值观[3]，不过我不太赞成这一点，韦伯对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定义过于极端化了，按照韦伯的标准，只有波波这样的人才算信念伦理。就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二者本身是对立的，不如说韦伯在那个时代观察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启蒙运动试图将二者中和起来、把现代科学精神嵌入传统伦理的道德塑造并不成功[4]）。这一方面对医生进行道德约束，另一方面又避免患者对医疗系统进行反抗
医生职业圣化以后，的确吸引了许多怀有一腔热血的人来报考，如果医学培养体系是合格的，他们能成为优秀的医生。但是这些人高中三年本科四/五年卷生卷死之后发现医疗系统并没有那么神圣，裙带关系、腐败、科层化、官僚主义乃至直接违背医德的行为——例如对不给红包的病人区别对待、过度医疗、拒不承认医疗事故、配合government进行表演式抢救等等。规培生jump的比例不正常地高，这和规培生真的进入医疗系统后信仰快速破灭是分不开的
医生还经常被患者不公正地指责。对患者来说，因为医生这个职业被圣化了，所以他们很难观察到医疗系统本身的问题，他们也很难接受医生客观上也会出错的事实，于是他们秉持非黑即白的价值观，要么无限相信医生，要么无限责怪医生——很多医闹事件，就是因为患者无法接受手术必然存在的风险
这个死循环下，医生、患者都一根筋变两头堵。医生又被医疗系统剥削，又被迫直面患者的不信任乃至物理伤害；患者仍旧处于被动的地位，在医疗的结果坍缩为失败前，他们难以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尽早干预。就不说是不是医生责任的问题，就算患者得到了赔偿，受到的伤害并不能被抹去。下面就是个典型的案例，问题其实主要出在一个庸医和不愿担责的卫健委头上，后面其他医生不愿意接受病人其实是卫健委制定的相关机制在作祟，但是网友迅速极端化，对医生群体进行整体上的指责，患者最终也没有得到帮助，因疼痛难耐选择结束生命
其实教育系统也是如此，老师、学生、家长都不见得想要现在这种极端内卷的教育，但在教育官僚的设计下，矛盾被转嫁，三方在应试教育体系内部互相指责，忽视了教育官僚才是造成教育不断内卷化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