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希德·易卜拉欣，一位鞑靼穆斯林，远赴日本传教并建立了日本第一座清真寺，其平生夙愿是让整个日本皈依伊斯兰教。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分子发现亦可利用伊斯兰来统治中国的穆斯林，进而分裂中国，征服亚洲。双方一拍即合，标志着伊斯兰教在日本传播的开端。
《易卜拉欣东渡日本：伊斯兰教与黑龙会的碰撞》
蒋旭栋 中东研究通讯
当伊斯兰辉煌时代的过去，当沙俄取代蒙古，用铁蹄打破传统的草原疆界，草原的部落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新式国家化的统治与旧部落治理的传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旧的传统被打破，新的理念混杂着新的意识传入了部落之中。如果说西方在近代文明理念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民主，那倒不如说是民族。民族的概念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在动员能力上的优越性使其迅速成为各国、各地区反抗西方列强的最好武器。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反殖民的胜利往往建立在民族主义胜利的狂欢之下。
只是，民族的凝聚并形成共同体并不是那么容易，其背后不仅需要共有记忆的支撑，也需要凝聚人心的信仰。对于很多分散而居的部落民来说，如何将分散的部落整合起来，又如何形成新的共识。这才是反抗西方的关键。最终的答案，也许唯有伊斯兰。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年轻的一个，其生命力之旺盛，往往与其斗争性结合在一起。但是斗争并非伊斯兰教义所独有，基督教世界在历史上的攻击性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点都不弱于伊斯兰教。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斗争性，欧洲大陆的君主想要突破伊斯兰的封锁，哥伦布才会发现新大陆，葡萄牙的船队才能穿越好望角，西方列强的时代才得以开启。同样，在面对西方对伊斯兰的压迫之时，奋起反抗的最好的精神源泉就在伊斯兰曾经的辉煌之中。
在19世纪，西方列强最为强盛的年代，伊斯兰的复兴也逐渐开始，并由一个又一个“小人物”不断得串起，改变着历史进程。历史常常被人比喻为河流。国家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时而顺势狂奔，时而触礁倾覆。推动国家发展洪流的是河流中的一个又一个渺小的水珠。融于河中，不起眼，看不见，却有载舟覆舟之力。千千万万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规律的运动，构筑了无数的偶然，这些偶然所溅起的水花正不断的改变着国家的方向。
阿卜杜·拉希德·易卜拉欣（Abdurresid Ibrahim）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阿卜杜·拉希德·易卜拉欣，1857年出生于乌拉尔山脉下的小城塔拉（Tara）。这里原是克里米亚汗国的领地，后被沙俄兼并。然而，沙俄一开始并没有在这里采用极端官僚化的管理，而是任由地方自治，所里当地的鞑靼人（突厥人）仍保留着千年的风俗和百年伊斯兰的信仰。但是，随着19世纪末期，国家能力的强化，沙俄对于其边地的控制也在逐渐加强。原先自给自足的和平被外部来的沙俄官僚所打破。
常言道沙俄是各民族的大监狱，倒不如说它境内的民族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管理之艰难，施政之平衡，亦是极其艰难。
在这个自古以贩卖商货为生计的小城，商路的通畅是兴旺的关键。同时，商旅的奇闻趣谈也为这个小镇的人添加了不少的笑料。然而，若是行商所谈论的是沙俄的压迫，再结合当地人自己的经历，则很容易就造成心理上的共鸣。
幸福的体验因人而异，但被欺负的感觉总是相似的。
易卜拉欣生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他的父亲即便醉酒亦不忘礼拜。虽逢家道中落，然父母热心教育，自幼教导其基本的伊斯兰教义，将其送往当地伊斯兰教会念书。14岁那年，父母双亡，可求学之心未断。西行，至喀山的伊斯兰学校学习。时值，俄土战争刚过，沙俄对境内的鞑靼人并不信任，时常要求出示证件。一日，因易卜拉欣未随身携带相关证明，且未习俄语无法辩解，被投入监狱。
对一些人来说，监狱是最好的学校。对易卜拉欣来说，这只是第一次。
获释出狱的易卜拉欣，于1879年8月出发，偷渡去伊斯坦布尔，后至麦地那。在这里，易卜拉欣遇到了许多被奥斯曼土耳其放逐的政治犯与学者。在麦地那的经历使易卜拉欣不仅认识到了当时最优秀的穆斯林学者，也让易卜拉欣认识到，要将自己的同胞从沙俄的专制下解救出来的方法就是要用伊斯兰的力量，构建统一与团结的穆斯林社会，凝聚各部落的人心。
返回故乡后的易卜拉欣，并未做过多的逗留并在此踏上了周游各地的脚步，期间易卜拉欣遇到了阿富汗尼，接受了其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以伊斯兰为核心解放鞑靼人的信念。
再次回到故乡的易卜拉欣，最初想通过体制内的改革实现鞑靼自治的目的。其目标是实现领内的自治，宗教的自治与民族的自治。
易卜拉欣加入了俄国为便于统治境内穆斯林而成立的穆斯林宗教协会。但是，易卜拉欣在工作中则看到了其腐败与话语权缺失的一面。在易卜拉欣看来，所谓的穆斯林宗教协会事实就是沙俄对穆斯林专政的工具，自己在这里工作就是帮凶。便毅然决然得辞去了职位，转而成为专职记者，游历四方，宣扬泛伊斯兰思想，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
正因此，其异见为沙俄政府所不容。1904年，沙俄通过奥斯曼帝国官方遣返了易卜拉欣，并将其投入监狱。不久之后，1904年8月即被释放。在日俄战争中受挫的俄国政府，不得不放开国内的改革进程以平息各地的反俄运动。此时，俄国穆斯林大会召开，会议要求与让穆斯林俄罗斯民族的平等权利，争取实现有少数民族参加的比例代表制的立宪君主制。1906年1月第二次大会成立全俄的穆斯林联盟。同年8月，在第三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了中央委员。然而，其激进的思想还是难以被沙俄政府所容忍，被迫于1907年再次逃亡土耳其。
此时的易卜拉欣已无所留恋，在他看来沙俄的专制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无能，都无法实现其抱负。他将目光锁定在了东方，因为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作为一个“小国”竟可将“大国”沙俄所击败，实使其生平未见之幸事。
易卜拉欣于1909年2月2日，从日本北部的敦贺港进入日本。随后，马不停蹄地前往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美术大学等学校进行考察。他认为日本的强大的根源就在于教育，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可对今后改良穆斯林学校的教育体系做参考。其次，对易卜拉欣来说，来日本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与日本的“合作”。他对日本新闻的一则访谈，道出了其心声音。
“我来日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仔细的观察日本的世间百态。说实话，在日俄战争之前，我对日本全然无知。日本赢得日俄战争实为幸事。在沙俄的报纸上总能见到关于战争或好或坏的消息，但是在土耳其的报纸上则如实报道，全是日本胜利的新闻。因此，我下定决心想来日本看看。我深信如朝日般冉冉升起地进步中的日本，必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鞑靼人受俄国统治已有450年之久，沙俄政府的暴虐罄竹难书。沙俄用鞑靼人却不愿了解鞑靼人的历史。…… 。欧洲人甚是厌恶我等亚洲人……我认为应组建亚洲人自己的亚洲同盟，此为对抗欧洲而进行正当防卫之手段。”（《外交时报》，1909年，第137期）
易卜拉欣来日之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理由只有一个，他是“反俄的斗士”。事实上，在他来到日本之前就已经引起了日本的注意，著名的日本对俄间谍明石元二郎就已经将他的事迹上报给了日本政府。他早就在日本政府的可利用人员的名单之中。所以当他在中国东北的日本领事处办理签证之时，得到了极大的方便。在到达日本之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会说俄语的中山逸三前去接待。作为翻译的中山逸三的另一个身份，便是著名的浪人组织，亚洲主义者的俱乐部——黑龙会——的成员。
黑龙会，其名称取材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顾名思义，黑龙会成立的目的就是愿日本在东北扎下根来。往长远说就是让日本的天皇主义在亚洲大陆发展壮大。其为中国人所熟知，往往在于其对中国革命的介入，特别是在推翻满清时所做的地下工作。但是，黑龙会不是山口组，他的工作效率、手段、野心，及至策略堪比现代美国中情局。其对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视，对穆斯林的利用，与易卜拉欣的“交易”……暂且按下不表，待下回细细分解。
且说，易卜拉欣来日后，正是由于黑龙会的介入，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与他会见的不仅有政治家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犬养毅等，连军部的首领大山岩，天皇的近侍土方久元，还有文化界的徳富蘇峰，梅原喜太郎等人，都与其有过交谈。
缘由便在于易卜拉欣的理想与当时日本国内盛行的亚洲主义不谋而合，是日本下一步进攻的方向。区别在于在易卜拉欣的心中，日本可改宗信奉真主，共同对付沙俄与西方列强的威胁。而在日本亚洲主义者的心中，未来亚洲的事务将由日本所决定，日本天皇将立于顶端。在亚洲的东南亚、中亚、西亚及中国的内部有着大量的穆斯林，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力量。既可用于对付北方的沙俄，也可用于颠覆中国的政权。
上回提到易卜拉欣来到日本后(易卜拉欣东渡日本：伊斯兰教与黑龙会的碰撞)，受到日本政军两界高度重视，其原因是由于他的双重身份。他既是一个穆斯林，也是一个反俄的斗士。对日本来说，这样的人物恰恰是其所需，亦是其所缺。
接待他来日并安排其行程的是黑龙会。黑龙会在日本也有着两张面孔，一面是反西方反列强的面貌，另一面是力促成东亚“合邦”的侵略者面孔。易卜拉欣的到来对黑龙会来说，是黑龙会实现对亚洲穆斯林渗透的绝佳机会。
日本自古以来并无任何机会接触到伊斯兰的影响。在大航海时代，时值日本战国时期，受基督教的影响颇深，据称基督徒有30万。但对伊斯兰教，却极为陌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专注于对西方列强的研究，对中东地区只是在（殖民）政府层面有所接触。一开始并未意识到任何穆斯林的益处，但日俄战争根本的改变了日本对伊斯兰的认知。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能够善用穆斯林，则可大大降低其控制亚洲的成本，同时亦可利用穆斯林去推翻当地的非伊斯兰国家，如满清统治的中国，亦如沙皇治下的俄国。
这一点，黑龙会的浪人们走得要比日本政府早的多，远的多。
易卜拉欣来日之后，黑龙会的创始人内田良平对其极尽热情之所能，并安排其接见了日本政军两届的高官和伊藤博文的秘书班底。而易卜拉辛本人对内田良平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认为“内田虽不为政府工作……为国家利益献身而大获成功。”也不乏羡慕的说到“现在朝鲜正式与日本合并，内田如此年轻就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成果。”
对易卜拉欣来说，远在东方的事物他既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不知道朝鲜被日本吞并的事实是在培养一个侵略者；亦或他知道，但这与他此行的目的无关，若是多言，反而有悖他来日的初衷。他的目的是来寻求日本帮助对抗西方列强，并协助日本抵抗西方列强对日本人精神上的入侵。
身为一个穆斯林，易卜拉欣自然将西方的基督教势力视为万恶之源。当他看到日本基督教正蓬勃发展之时，其焦虑，其忿恨，难以名状。
身为一个穆斯林，其传教的志向从不泯灭。易卜拉欣盛赞日本人之精神，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沙俄全是日本国民传统民族精神的缘故。易卜拉欣将西方的传教士视为害虫，正在侵蚀日本人之精神，而且认为西方的传教士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实则行谍报活动之实，要打碎东洋统一的梦想，以宗教之名分裂东方诸民族。他给出的方案是让日本人信奉伊斯兰教。
易卜拉欣要为伊斯兰教在日本扎下根基，在日本宣扬真主的训示。前提是要在日本建立一个清真寺，好让日本的穆斯林有地方朝拜。同时，这也是一个象征。日本可以借此宣誓自己在东方独一无二的地位，唤起中国、马来半岛等地的穆斯林的期盼。他认为：“吾之所以要确立伊斯兰教在日本的基础，也是在探究日本人能否当上哈里发的可能性。区区几个人信伊斯兰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伊斯兰在政治上的好处。”
为此易卜拉欣还借助黑龙会的关系，找到了当时的黑龙会的头山满等人，特别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并得到了黑龙会的承诺。
听闻此事的中野常太郎及大原武庆当即表示赞同，并向易卜拉欣表示自己愿意信奉真主。对于毫无一神教信仰传统的日本浪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改宗的问题，也不存在自己信什么的问题。信的无非两者，一是实力，二是利益。只要能满足自身利益，信什么都可以。
中野向易卜拉欣表示：“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只要能得到伊斯兰的智慧，我们愿意信奉皈依伊斯兰教。若是您（易卜拉欣）能启蒙我们，实属生平之万幸。”
与会的大原武庆、中野常太郎、头山满、河野广中、犬养毅诸人也当即表示支持。
河野承诺：“在场的五人五体一心。若说大原是头脑的话，头山满就是心脏。大原所言便我等五人之所言。头山满与犬养毅先生可以为大原的承诺作担保。”最后商定，将日本第一座清真寺的地址选在东京赤坂的大谷町。
但是在日本建立清真寺的计划并不顺利，立案被日本政府否决。名义上是日本政府觉得在日本的土地上盖清真寺要用印度人（穆斯林）的钱很没面子，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顾忌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虽然当时日本与土耳其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作为地缘政治的伙伴，在当时奥斯曼哈里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日本并不想因易卜拉欣一个人而坏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虽然在清真寺的建立并不顺利，但是易卜拉欣并不灰心。他希望可以结成一个“兄弟会”式的团体或者社团，来推广伊斯兰教义。这种结社的想法倒是与黑龙会的那群人不谋而合。
结社进展顺利。 1909年6月7日，由黑龙会与易卜拉欣牵头的“亚细亚义会”成立。之所以取名为“义会”是为了彰显其存在有着诸位皆兄弟的平等感，这种平等并非源自日本而是在真主之下的平等。当然，这只是易卜拉欣本人一厢情愿的想法。黑龙会的浪人们只能顺意为之罢了。
当天，易卜拉欣、大原武慶、中野常太郎、中山逸三、頭山満、王浩然（王宽）、达浦生和马仲元，签下结社的誓言。
（PS：日本的易卜拉欣研究专家小松久男对这份名单表示异议，他认为这是易卜拉欣之后在中国与王浩然等人会面之后才留下的东西，并非结社当天所留下的原件。当天的那份名单应是易卜拉欣、大原武慶、中野常太郎、中山逸三、頭山満、中山逸三、山田喜之助、青柳勝敏。事实上，在名单中出现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奇怪。王浩然、达浦生皆是著名的爱国者，亦如孙中山，他们反的是满清，而非中华。）
在易卜拉欣看来，“亚细亚义会”的成立是为了在日本弘扬伊斯兰教取得方便而设立的组织。但在头山满等人的脑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在其机关志《大东》中明确表达了其成立的真实意图。
“我亚细亚天地秀灵气之所在，其地处坤舆之中枢，疆域之大，山河之雄，人口之众，物产之丰，为他洲所不及也。是乎，上世文明之昌隆，大圣人之崛起，皆唯我独尊。然至近代亚洲人偏安一隅或妒忌排挤，同种相疑，同种相残，任凭西风东渐。今日若不救之，则亚洲之前途甚为堪忧。我亚细亚者，良风、美俗、性格相同。若欲改良亚洲之现状，非我亚洲人自己奋发图强之不可。我辈感慨至深，自度不足，当此成立亚细亚义会，望集全亚洲同志之力，齐心协力。”
此非易卜拉欣为日本所创之单纯的“穆斯林兄弟会”，实为黑龙会借伊斯兰之名，行亚洲扩张之实。
观其机关志《大东》，或为《清国之回教》，或为满洲、蒙古之论文，及西藏问题亦有涉及。其中，亦有不少关于泛伊斯兰思想之介绍与当时土耳其和中亚的泛伊斯兰活动的最新情报。不得不说，这一杂志是日本在当时鲜有具体介绍伊斯兰的书本，也启发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战犯大川周明（学者，非军人，天皇主义的理论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亚细亚议会改名为大亚议会，将总部移至奉天（沈阳）。而此时，易卜拉欣已离开日本，重返土耳其。
时过境迁，易卜拉欣的泛伊斯兰努力一直未变。及至奥斯曼帝国瓦解，易卜拉欣在凯末尔治下的土耳其变得越发不受欢迎，其激进之泛伊斯兰主张与土耳其世俗化的努力相悖，同时凯末尔在赢得土耳其独立时，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即便其享国日久，苏联的援助一直未断。易卜拉欣坚定地反俄立场，亦为苏联所不能忍。
反俄加之泛伊斯兰的思想虽不容于土耳其，但对东方蠢蠢欲动的日本来说却是宝贝。黑龙会的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断地向日本政府阐述“回教政策的重要性”，不断鼓吹利用中国境内穆斯林实现自己瓜分中国的意图。于是易卜拉欣在日本驻土耳其武官劝诱下，重返日本。
1933年12月，易卜拉欣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透出了他再次来到日本的意图：“第一，与刚刚脱离联合国的日本与伊斯兰世界携手促进。第二，离别25年，要再次对日本的现状进行考察研究。第三，纠正日本人对伊斯兰的偏见和误解。因为日本人所认识的伊斯兰是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兰。”
1930年代的日本已经铁了心的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决心脱离国际体系单干。此时的日本终于可以完全不用顾及英美的顾虑，开拓自身的势力范围。其中，对穆斯林的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峰。
1938年5月12日，东京清真寺落成，易卜拉欣的夙愿达成，但其背后是日本入侵亚洲的野心与事实。穆斯林与伊斯兰彻底沦为了“东亚共荣圈”的工具。
5月13日，日本召开世界回教恳谈会。9月，日本回教协会成立。而后，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回教总会，西北回教联合会，满洲回教协会等。利用伊斯兰来统治中国的穆斯林，进而分裂中国。同时，易卜拉欣被任命为日本伊斯兰教团联合会会长，日本要利用他来统治“共荣圈”内的穆斯林。
1944年8月31日，易卜拉欣逝世，葬于日本多摩。
观其一生，易卜拉欣是无不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选择的手段是伊斯兰。日本欲征服亚洲，降服穆斯林，也看中了伊斯兰。伊斯兰由理想变为工具。
易卜拉欣与黑龙会的结合在于双方都有共同的反西方的立场，都反对西方列强对东方民族的压迫。只是，最终易卜拉欣会看到他将西方列强赶走之后，将迎来一个新的列强。
易卜拉欣要的是民族独立，日本想的是民族融合。
最后做一个反事实的假设。如果日本吞并了包括中亚土耳其在内的整个亚洲，易卜拉欣是否还会帮助日本？也许这个时候，易卜拉欣要将再次投生于民族解放运动，参与反日活动，用伊斯兰来抵御日本的天皇主义。而那个时候，黑龙会可能要找一个新的亲日的穆斯林，扶植其为境内穆斯林的代表。易卜拉欣最终会发现，日本帝国和沙皇俄国是如此的相似，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所学的精神内核就是列强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