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蒋公老家浙江宁波、绍兴地区为例，百姓经历沦陷前后，意见是国军在的时候很惨，惨到盼着日军来；结果日军来了发现更惨，又盼着国军赶紧回来。不过这个【更惨】，国军所谓“敌后游击队”“功劳”甚大。
1941年8月16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致电 蒋公，称：
宁（波）绍（兴）两区人民痛苦，……查人民地方情形，最痛者一为沦陷区内杂军名号多至十余种，索诈焚掠无虚日；一为我驻军之纪律欠佳，散兵土匪无专责清剿；一为特产无人收购，经济停滞，茶棉盐农，流为盗丐。故在沦陷区内人民，则日盼我军队政府之进入；在我驻军区内，人民则盼敌人之到来者。此种极端矛盾之心理，实日前最危险之现象。
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新四军进入四明山区后，能够迅速在日蒋夹击中建立起浙东抗日根据地。
时任第三战区浙东绥靖指挥部少校参谋的吴崇彣逃台后编写的《四明山之役》中回忆，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巩固后，国府设立“第三战区浙东绥靖区指挥部”，“专责征剿贺‘匪’”。然四次围剿均以失败收场。吴崇彣写到：
此一战役，在日寇封锁线内实施，对兵力转用及后勤补给，实为非常艰难，此固为历次进剿不能获至战果之因素；但部队军纪败坏，失尽民心，却为主要原因。
对于四次围剿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形，吴崇彣写到：
1、政治及民情方面。“匪”经我先后四次进剿，在表面上四明山区之基地及“伪”政权，似已被我摧毁。但实质上，因进剿时，挺进第四、五纵队军纪荡然，过境之后，十室九空，老百姓怨声载道；又因进剿时军粮运输不及，实施就地征粮，更引起当地人民反感。到后我军到处，老百姓逃避一空，弄得荒无人烟；而贺“匪”复以“伪”仁“伪”义、小恩小惠收揽人心，因此老百姓反比进剿前更趋倾向贺“匪”。对我形势更属不利。
2、武力方面。经四次追剿后，“匪”除稍有损伤外，其主力并未受到严重打击。而“匪”运用巧妙游击战术，以实击虚，以大吃小，反而占尽许多便宜。又经派遣“匪”干潜入四处活动，收购械弹，武装部队反比进剿前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