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历史大咖讲过一句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上面违规吃喝，下面就成了吃喝违规了。
层层加码，矫枉过正，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律。
还记得大跃进的时候，浮夸风极其严重，你说亩产一千斤，我就说亩产一万斤，他就说亩产十万斤。
最后，别说实话实说亩产三百斤的人了，连那些说亩产两三千斤的都成了和上面不一致，是犯错误的，甚至是破坏大跃进的反革命分子了。
我们是有这个传统的。
这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讲，违规吃喝是一个概念，但具体什么叫违规吃喝？具体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是没有的，或许负责纪律的那帮人手里有一个标准，但至少没有向大众公布。
那么，客观上大家就很难清晰明了地把握违规吃喝的界限。现实情况极其复杂，情况多种多样，很多情况是无法准确判定是不是违规吃喝的。
比如说，我请人吃饭，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但吃饭的人中，有我的管理对象，平时关系不错，凑在一起吃饭，这算不算违规吃喝？
再比如说，几个同事一起聚聚，没有花公家钱，自己请客，算不算违规吃喝？
所以，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清楚是不是违规吃喝的，单纯说不能由管理对象请客或者花公家钱就能判定是不是违规吃喝了。
事实上，很多事情是不是违规，关键看有没有人较真。
正如大明知名物理学家杨金水所讲，有些事情不上称不到二两重，要是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而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吃喝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就被上秤的。
比如说你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某比较高档的饭馆吃饭，吃完后喝得醉醺醺的，被人拍照举报了，送到纪检部门和上面领导那里去了，发到网上了，你觉得他们会觉得你这是正常宴请吗？
就算你们是正常宴请，这个敏感时期，上面和纪检的肯定乐于把你上上秤，给你安一个造成不良影响的罪名，一点也不为过吧？
在敏感时期，风头上，任何沾边的行为都可能会被上纲上线。
就像一个寡妇被人抓住了和别人私会，闹得满城风雨，这时候你去他家里正常收费给他换电器，你觉得那些看到你从她家里走出来的人，会真的认为你是在换电器吗？
现在各个饭馆饭店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已经是粪坑了，你走进去，身上不是屎也是屎了。
主观上讲，只有层层加码，才能体现出下面对上面绝对的服从和可昭日月的衷心。
就好比你跟孩子说期末要是能考七十分，给奖励。孩子说，我一定好好努力考九十分。你会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懂事，内心会很安慰。
道理是一样的，有些领导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意志能不能得到执行和遵从，但有时候心里面没底，说话会比较原则。
比如说市长心里想，明年我要让市里的旅游收入干到一百个亿。
但这个话他觉得直接说不好，于是在大会上他会说，要全力发展旅游业，各区县要定好指标任务，争取全年完成五十亿的旅游收入指标。
那下面的人闻弦歌而知雅意，马上这个区说我们要干二十亿，市长大悦；那个县一看别的区都二十亿了，市长也认可，那我直接定四十亿。
市长就更高兴了，觉得自己谋划的旅游兴市战略得到了完美的实现，自己真的牛逼啊。
所以，不管是从客观上整治违规吃喝，还是主观上向上面表态，层层加码都是必然的选择。
上面违规吃喝，下面吃喝违规，不准聚餐吃饭，不准饮酒，那就不会出现违规吃喝的问题了，也就不会有被上面盯着和通报的案例了。
同时，上面的领导一看，措施严厉，严格执行，自我加压，提高标准，一点违规吃喝的问题都没有，风清气正啊，于是对下面的领导就很满意。
至于说过度加码，影响经济，不符合具体实际，那不重要，因为领导此时的注意力都在违规吃喝上，这是他们关注的事情。
违规吃喝历来是一个顽疾，应该整治也必须整治。实际上很多普通干部，屁股上没屎，每天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没人请吃请喝的干部，是支持整治违规吃喝的。
只有那些每天在外面吃吃喝喝，在饭桌上找存在感和在吹吹拍拍中找情绪价值的人，以及那些手里有权力，想用权力搞点事情的人，才反对整治违规吃喝。
但是，有些地方用体制传统的简单命令和高压处罚方式来整治违规吃喝，带来下面“吃喝违规”的结果，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