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马伯庸就是为了那点醋才包的饺子。
他的出发点就是要写基层的生态，但是一旦有了圣人敕封的大权，所有的基层活动都不再成立。
看到故事有了想法：
这篇文章的缘起，要追溯到我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当时我阅读了大量徽州文书，在一份材料里看到一个叫周德文的歙县人的经历。……周德文作为负责物资调度的基层小吏之一，因为太过劳碌，病死在了宛平县德胜关。
结合电影的内容：
2020年疫情期间，我看了几部日本电影：《决算！忠臣藏》《搬家的大名》《超高速！参勤交代》《殿下，给您利息》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基层办事员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事件，与我最近几年的想法不谋而合。
马伯庸自己毕竟没有经历过基层的生活，更多是从材料里面截取，
如果只是写一个普通的基层，一地鸡毛的生活，故事也就没有了吸引力，
但是，如果围绕荔枝这个噱头写下去，那必然是能够吸引众多的读者。
所以他就产生了既要也要的情况，他应该很清楚，
按照真实的情况，唐玄宗敕封的荔枝使，这个名头要比杨国忠的牌子更加畅通无阻，
以这种方式来写，那也就没办法站在基层小吏的角度写了，
所以，马伯庸在写的时候就必须得淡化敕封所带来权力影响，甚至主动封掉一系列可能产生的权力因素，
直到最后不得不的时候，才稍微放出来一点。
只是，一旦放出来就破坏了基层的角度，也就是这个故事必须完结了。
如果真的按照真实的情况，
不要说敕封这么正式的行为了，哪怕是一句话、一个批示，都足以兴师动众的让一大批人动起来，
更不要说是面临贵妃寿诞这样重大的事项。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听到出问题的情况，都是会像《走向共和》里面李鸿章听到进献给慈禧的鹦鹉不吃不喝，拉的粑粑变色而提心吊胆。
有些人认为之所以不愿意接手，不愿意去做，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为才会推脱。
其实，这个想法才是错误的，
真正的逻辑是：
恰恰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可为，才要花大力气、花费大金额去做，甚至是广泛宣传的去做，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消耗也就只有自己知道，
而对方看到你明知不可为，还拼命去做的态度，更加会关注你，
最终没有做成的时候，谁也没办法以结果而论罪于你，因为大家都知道办不成。
放到故事的设定里面，
如果李善德拼命做事，最后没有做成，然后唐玄宗就斩了他，那以后还会有人给唐玄宗做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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