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吧，其中隐含兔子的理政经验、治国传统。
不止是禁酒，而是对于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兔子的治理逻辑都有规律可循，具体拆解就是分为三个阶段：
1，放任阶段。这个阶段对问题的应对会很松很软，显得无所作为，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加深，甚至出现泛滥。
2，收紧阶段。这个阶段开始对问题极其重视，严厉整治，施以雷霆手段，政治术语叫“运动化治理”。这个阶段有可能出现扩大化、极端化。
3，调整阶段。这个阶段会保留上一阶段的有效措施，同时对上一阶段的某些过激做法予以纠偏。
有的时候，问题在收紧阶段就得到较好的解决，弊端也暴露不多，调整阶段就可能不那么明显。
但是，很多时候直到调整阶段也没有解决问题，甚至之后又出现一定程度放任，于是就会在某个时间再继续收紧，再行雷霆手段，“矫枉必须过正”，最后再进入温和调整。如此循环往复。
这套做法的理念基础，就是教员的《矛盾论》《实践论》：让矛充分暴露，而后以盾克之，实践中动态变化。
只要熟悉国史，就知道兔子处理重大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向来如此，而且越重大的问题越明显。比如，50年代先搞大鸣大放，然后就是反右，反右出现扩大化，最后进行调整、平反；再比如，80年代ZY化泛滥，然后就出现反ZY化，严惩激进分子，甚至不惜和西方闹翻，到90、00年代又做调整，走出某种孤立主义。
类似的案例很多很多，10年代后期的香港风波，前几年的疫情防控，其实都可找到这种逻辑的影子........相比之下，禁酒令不过是很小方面的体现。
有人可能会问：如此的循环往复，难道不是一种无效折腾吗？
不是的。指望问题的解决能够一蹴而就，那才是幼稚和不现实的想法，事情的解决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反复、试错的过程。
了解中外历史就知道，但凡一个大国或一个朝代的衰败，从来不是因为对问题解决的反复，甚至不是因为几次解决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是发现问题难以解决后，将问题彻底合理化，内化为秩序、规则理所当然的部分，躺平摆烂，既不做制度化的提升，也不做运动式的改进，放任问题的积累，这才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崩坏。
组织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组织的激活过程，何况只要在尝试，本身就能带来解决的希望，某些时候解决的希望甚至比解决的结果更加重要。
良政善治可以用两种方法达到，一种是依靠优良的制度改进，一种是通过非制度性、临时性的安排。前者是制度式治理，后者根据中国特色叫运动式治理。
一般认为，制度式治理比运动式治理更根本、更长久，但是，不能完全否定运动式治理的意义，实际上很多时候运动式治理不仅有助挽救危局，而且能够给制度性改进争取时间，国家或王朝的衰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没有完成制度性改进，而是没有将原本有效的运动式、人为式的治理坚持到底。
举个例子。明太祖严惩贪官，到了剥皮揎草程度，但明朝中后期依然贪官无数，有人以此为例说明严苛的人治不如好的制度，但换个角度，这何尝不是明朝中后期没有将明初对贪官的严刑峻法贯彻始终？将问题原因完全归咎于制度，放弃积极人为干预，其实是简单且偷懒的做法。
另一方面，优良制度的确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制度也会养成人们依靠制度而非积极人为干预的习惯，对于制度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有时甚至比制度不健全时更难解决，人们会因此更加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和行动，并将问题作为制度不可避免的消极一面接受下来。我把这种情况称作“制度性躺平”（和“运动性治理”恰好一对）。
西方不少国家出现了制度性躺平，以美国为例，我赞同美国具有相当不错的制度设计，权力制衡方面做的尤其好，但是美国对于现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基本没有太好的办法。比如美国的政治献金和游说，已成为资本影响和操纵政府决策的方式，基本没啥好的解决措施，再比如美国总统特赦，总统于此有很大操纵空间，甚至可以此谋利，也很难追究和避免。这类方面有很多，美国很难解决，依靠立法也很难解决，因为立法涉及不同派系的协同，这在美国很难，只能作为制度允许的部分沿袭下去。
所以，制度性治理的确是优良的机制，但是制度有缺陷时，运动性治理也很重要，这就好比法治还不完善的时候，严打对于治安也挺管用，禁酒仅仅发布制度难以见效，搞搞人为运动也可以。运动性治理至少比制度性躺平积极有效得多，最差情况是制度没建立起来，或者推出制度不见效，于是人就摆烂。就效用来说，制度性治理 > 运动性治理（非制度性治理） >> 制度性躺平 > 非制度性摆烂，非制度性摆烂是所有国家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