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了，你的内需已经已经没救了。

年轻人也好企业也好，想活得像人一点。老老实实学日本人经验出海。

现阶段任何更公平的、更高效增加居民收入和福利保障的政策，都是有利于释放经济潜力和度过经济难关的，也就是前几年反复观察经济困局的主要结论，救居民其实就是救经济，不能以过去的发展惯性来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

而这个文件其实包含的还挺多，最低工资标准反而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通篇的核心就是增加二次分配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涉及到初次分配的最低薪资标准，反而占比较低，就一句话，可能是其他问题老生常谈，而最低工资标准稍微更具有关注度吧。

1）增加社会保障公平性，主要集中在增加覆盖面上面，比如2亿的灵活就业，新市民，农村人口社保覆盖，至于缴纳的基数需要和收入水平挂钩，最低工资标准也是包含在这个大的方向里面，相关的还有以工代赈，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就近就业渠道，其实都不算什么新的东西。

仅该问题关注的最低工资制度，也就是初次分配中的最低收入标准一定是和劳动保护强挂钩的，且劳动保护在前，最低收入在后，最好能形成劳资政三方的谈判均衡，要知道劳动收益往往需要力量 博弈达成动态平衡，而非靠施舍。如果你是企业负责人，增加了最低收入制度下，且劳动保护并不完全执行的情况下，利益驱动是永恒的，你会发现一些很现实的现象：为了降低社保成本和规避最低薪资，反而出现了人均劳动时间越来越长的现象，一个人干两个人活，拿1.5倍的工资，有的是人愿意卷，节省的是一个人完整的社保支出（约占个人薪资的0.3~0.5倍），还有另一个就是外包，甚至把雇佣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让你注册工商个体户，以规避社保缴纳和最低工资等限制。

2）公共服务均衡性

核心点还是户籍制度下的公共福利差异巨大，比如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当然很多人会说资源有限，要知道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出生人口也不过900多万了，教育资源已经远不如过去紧缺了，且在房地产税改革之前，土地财税本身就是向新市民定向征收的增量税，退一万步讲，公共福利本身更加关注公平，所以改善新市民和常住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覆盖，本身也是一种义务。

钱从哪里来的来？地方发债是一个，土地财税是一个，还有一个文件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变化相协调”这句话很重要，很多空心化的城市和地区，乃至于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应该根据人口的分布调整公共开支，且现在已经人口负增长了，大家最关注的教育资源也没有那么稀缺了，哪里有人，就把以前的分配调整一下就好了，再说给未来投资就没有不值得。

总结起来，以前为了发展速度牺牲了公平，而现在没有公平就没有增长潜力，多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陷入瓶颈，加剧的阶层固化和差距越来越大的公共开支享受权利，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来源，人口结构畸变速度还在加剧，当人们意识到靠劳动根本不可能跨越阶层（初次分配占比低，二次分配保障不足），非暴力不合作也是一种对于发展问题的应对方式，低欲望化或许会比日本和韩国的年轻人更加无声但力度更大，所以结论又回到了开头，当下任何高效的、公平的资源向中下阶层（约占总人口8成左右）的后富群体让利，都是当下经济困局的解法，以前为了效率牺牲公平，当下没有公平既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收缩问题，也无法解决未来的经济潜力问题，该打破刺激生产端而忽视需求端的惯性思维了，救居民其实就是救经济。

从条款看，我国劳动法的劳动保障标准居全球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