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说白了就是把医生架在火上烤。
告诉男方，女方告你侵犯隐私，工作丢了，不告诉男方，男方感染了艾滋病，闹到卫健委，工作还是丢了。
左右都是错，怎么选都是医生的锅。
这就是当前婚检医生面临的现实，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最近湖北这事儿，一个女的婚检查出艾滋病，她本人知道，疾控中心也按规定上报了。
她要求医生不能告诉她对象，医生照办了，结果就是男方被感染。
男方感染后，不去找隐瞒病情的伴侣，却把矛头对准了医生，要去医院砍人，去卫健委告状。
最后的结果是，遵守了保密规定的医生，被停职待业。
这并非个例，一年前还有个几乎一样的案子。
一个女生婚检查出HIV，医生告诉了她对象，俩人婚没结成，女方反手一个投诉，说医生泄露隐私。
投诉还成功了，医生被停职三个月，最后自己辞职不干了。
你看告知与不告知，结果都是医生承担后果。
问题的根子在哪？
在法律规定本身就相互矛盾。
一方面，《艾滋病防治条例》以明确的文字写道，任何单位以及个人都不能够将感染者的信息予以公开，此乃对隐私权的保护。
医院和医生不告知家属，依据的就是这个条例。
他们怕承担泄露隐私的法律责任，这个顾虑完全合理。
但另一方面，婚检的目的又是什么？
婚前医学检查，就是为了发现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保障夫妻双方和下一代的健康。
卫生部门出台的《婚前保健工作规范》又要求医生发现问题，应该向受检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
艾滋病恰恰就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一个条例说要保密，一个规范说要告知双方。
这两个文件打架，最后就把一线医生夹在了中间，成了那个必须做出选择，也必须承担所有后果的“背锅侠”。
所以当河南的王鑫在婚后发现自己被妻子感染艾滋病，去起诉婚检医院时，医院说自己是按规定保密，一点错没有。
这件事最后呢也不了了之了，法院甚至都没立案。
这背后是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的冲突。
谁的权利更优先？
在婚姻这种特殊关系里，答案其实很清楚。
配偶的生命健康权，必须高于另一方的隐私权。
因为夫妻共同生活，关系高度亲密，隐瞒重大传染病，几乎等同于故意伤害。
社会主流观点也认为，在夫妻关系中，隐私权应当让位于知情权。
彼此坦诚，是家庭存在的前提。
幸运的是，法律也在进步。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婚前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不告诉另一方的，另一方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婚姻。
注意是“撤销”不是“离婚”。
撤销婚姻意味着，法律上你们根本就没结过婚，夫妻关系自始不存在。
不仅如此，作为无过错方，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隐瞒病情的一方，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如果因为隐瞒造成对方感染，那就不是民事赔偿能解决的了。
这属于故意去传播疾病，或许会构成故意伤害罪，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所以法律的天平已经给出了倾向。
它把告知的义务，明确压在了患病者本人身上。
你有义务告诉你的伴侣，这是法律的要求。
你不告诉，就要承担婚姻被撤销、赔偿损失甚至坐牢的后果。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责任主体是隐瞒病情的人，而不是两头为难的医生。
回到最初的问题，医生该怎么办？
现实是在法律法规没有统一修订之前，医生依然处在危险之中。
建议婚检结果对当事人双方公开，与此同时对其他人保密，这就需要更为明确的法律规范去加以支持。
当务之急，是把那些相互冲突的部门规定统一起来，别再让医生当那个唯一的担责者。
对于受害者来说，比如那个被感染的男方，他应该拿起《民法典》的武器。
去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婚姻，并要求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才是正当的维权途径，而不是把气撒在同样是制度受害者的医生身上。
医生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去承担制度设计缺陷带来的所有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