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1800年前的古人比较先进，禁得起考验。

比如，汉高祖刘邦就发明了“养老金”。只要你没严重犯罪或者服刑，那么年龄50就有补助，年龄70以上就能授“王杖”。持王杖者可以得到很多特权，比如随意出入官衙等。

王杖杖头是一只斑鸠，所以也叫鸠杖。汉代墓葬中有鸠杖出土。

至于八十以上嘛……喏：

《汉书.文帝纪》记载：“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粥)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每月给一石米、二十斤肉、五斗酒；九十以上每人额外赏赐帛二匹，絮（棉絮？）三斤。

我记得按书上记载，汉代年70者，俸禄已经高于县令了。但一时未找到资料（网上倒是有高于县令低于县长的说法，似乎是错的）。

总之，这个水平，如果能把汉朝搬到今天，那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面排名还低不了——甚至，哪怕放进“上三常”里面，汉朝都在平均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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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汉代人均寿命也并不像我们想象——或者说，宣传——的那样低。

上世纪90年代，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考古发现六座西汉古墓，出土了大量简牍，内容主要是行政文书档案（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共计4万字，对于研究西汉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其中，一份叫《集簿》的文件上，记载了西汉晚期东海郡人口重要信息，详细如下（笔者将其转化为了阿拉伯数字）：
第十五行：男子706064人，女子688132人，女子多前7926人。
第十六行：年80以上33871人，6岁以下262088人。
第十七行：年90以上11670人。

根据尹湾汉墓简牍上述记载，西汉晚期东海郡人口140余万，80岁以上的有33871人，90岁以上的有11670人。
据此可以推算：年80以上者占比3.26%，年90以上者占比0.84%。2010年时，中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80岁以上占比为1.57%（第七次普查时为2.54%），90岁以上占比为0.15%，比例都不如汉代东海郡。

先秦时已经形成敬老养老制度，汉代更进一步以法律制度确立下来，成为汉朝“以孝治天下”的组成部分。根据文献记载，汉代无罪之人年满70之后，将会得到朝廷优待，被授予鸠杖（鸠有“九”、“久”之意），即“七十赐杖”。持鸠杖者，不仅享有各种减免徭役、赋税，刑罚豁免权、见官不拜等政治特权，还享有种田经商减免赋税、免除各种租税等各种经济特权。
四川彭州、成都出土的汉砖上，刻有持鸠杖（见下图）的老人从粮仓里领取粮食的画面，背后反映了汉代持鸠杖者或可定期免费领取官粮。史书记载，汉文帝时对年80以上者每月赐给粟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90以上者待遇更优。

当然，不能歌颂封建社会，因此引文作者赶紧找补……但历史事实是：

汉朝（前202年－220年[196]）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其中西汉传十三帝，历二百一十年；东汉传十四帝，历一百九十五年。

另一个事实是，西汉亡于王莽篡汉，之后东汉仍然在刘家人手里，两汉加起来超过了400年；甚至，之后的蜀汉仍然极得人心，甚至被视为正统之一。

因此可以说，大汉是秦制政府中，离周期律最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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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回答几个问题——不要再在我评论区团建了。恶心。

1、汉代官僚腐败问题

中央集权必然催生腐败；但汉代在这方面其实做的非常好——相比于后世来说。

首先，它设置了专门的监察官，中央直属，专职监督地方。

其次，监察官本身也可能腐败、甚至可能因为监察自己的贪欲而逼迫地方腐败。怎么办呢？

喏，派人收集“童谣”乃至民间谣言，借以探查吏治状况：

《书》“歌”《诗》“刺”，“谣”“谚”品评：社会舆论谴责
朝廷议政时，可以对“辟召非其人”情形公开揭露指责。如《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三府辟吏，多非其人。”《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内外吏职，多非其人。”这种政治批评，有时利用灾异的出现而发表，从而扩展了影响力。如《续汉书·五行志二》“灾火”条说，汉灵帝时发生火灾，是上天对政治黑暗的警告。当时，“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京都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对于选官腐败的社会舆论谴责，形式是多样的。《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记载一道诏书：“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说“吏政”的问题导致了灾异频繁，这当然是由自当时“天心”与“人情”相对应的神秘主义意识。“《书》歌”和“《诗》刺”，是古来通常出现的社会舆论表达方式。
　　《续汉书·五行志一》“谣”条记载，汉桓帝初年，“京都童谣”有对“政贪”的揭露和谴责。其中涉及选官：“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这里所说的“童谣”，与上文说到的“京都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同样，也是民众口传的舆论方式。《抱朴子外篇》卷二《审举》说，“灵献之世”，选官体制败坏，“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抱朴子》“故时人语曰”写作“桓灵谚曰”，也是以民间谣谚为形式的社会舆论。《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记载，两汉之际，农民军控制关中，“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虽然并非正统王朝的选官体制，却同样因为选举“非其人”，遭到以歌谣为形式的社会舆论批判。多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选官腐败的情形有所收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 王子今）

当然，这样仍然不够“灵敏”。因此桓灵二帝时已经完全失控。但其他时候政治还是相对清明的。

2、汉代治安相对较好，且民间“上访”颇为有效

我至今都记得小学读“前后汉故事新编”时认识的一位勇敢善良的汉代小女孩，缇萦：

《史记·孝文本纪》
原文
（汉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原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3]
译文

五月，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有罪行，应当遭受刑罚，诏狱把他逮捕后拘系在长安。太仓公没有男孩子，有五个女儿。太仓公被捕临走时，骂他的女儿说：“生孩子而没有生男的，（全是女孩，）有个着急的事情，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小女儿缇萦独自伤心地哭起来，跟随他的父亲到了长安。她上书说：“我父亲为官，齐国地区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已经死去的人不能复活，身受刑罚的人不能再把肢体连接起来，虽然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我愿意被收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亲的刑罪，使父亲能改过自新。”缇萦的上书送给了皇帝，皇帝哀怜她的心意，就下诏说：“听说有虞氏时期，图画罪犯的衣帽，使与一般人不同，以此来羞辱罪犯，而民众不违犯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政治极端清明。现在法律规定有三种肉刑，而奸邪犯法的事情不能禁止，过错在哪里呢？不就是我的德薄，教化不显著的缘故吗？我自己深感惭愧。所以训导不善，愚昧无知的民众就要陷入刑网。《诗》中说‘和易近人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没有进行教育就刑罚加身，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也没有途径可行，我非常怜悯这些人，刑罚之重，至于断裂肢体，刻肌刺肤，终身不能恢复，这是多么痛苦而又不道德啊，哪里符合为民众父母的意思呢！应该废除肉刑。”

相较于后世那种“入狱就等于失去了人格、女子见官无不受辱”的黑暗局面，可知汉代还是相当光明正大的：淳于意为官时极为清廉，去职后给人治病，结果医术不精治死了人（医疗事故！）；于是被告，收监。按照汉代法律，庸医致人死亡要受肉刑（割掉鼻子）。

于是勇敢的小缇萦跟着（被押送的）父亲到了长安，上书汉文帝，为父亲求情。

这说明什么？

第一，汉代治安允许一个小女孩孤身从齐地（今山东一带）跑到长安（今陕西西安）

第二，汉代平民可上书天子，且已经成为习惯（因此缇萦才会千里迢迢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

第三，汉代女子，起码缇萦这个案例里，受教育程度并不低，这才能几句话把事情说明白

换句话说，哪怕养老金贪腐现象普遍存在且极为严重，那么除非全国所有地方官吏齐心合力统一取消，否则必有拿到养老金的和拿不到养老金的——而后者在汉代“可怕”的上书天子习惯促使下，也会立即向上反映。

再换个角度，就是：你们官僚贪你们的，我们百姓拿我们的。官僚贪腐是皇帝的事，养老金没了却是百姓的事——正因此，贪官才不得不“欺上瞒下”：欺上，使得上不知道自己的花钱打了水漂……哦不，喂了狗；瞒下，使得百姓不知道上面给自己有哪些优惠，使得贪官有机会中饱私囊。

但，一个从汉初就推行的重要政策，皇帝一直从国库出钱维持着、却突然没了，这是非常考验智商的——稍微有点智商你都不敢信。

3、汉代的生产力够不够养活老人？

事实上，自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养活所有人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甚至，哪怕采集时代，比如至今非洲都还有个部落，他们至今都不会农耕。但这个部落只需每天早上9点以后起床、跑树林里吃上半小时左右就能吃饱。之后载歌载舞就是。

之所以后来频频饿殍遍野，原因有三：

1、集权社会压制了生产力，把所有人束缚在土地上，遏制商业、工业发展

这种压制人为制造出了严重的“内卷”，繁殖失控，却又只有土地一条出路；人多地少，于是人民赋闲，反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繁殖潮。

相反，如果有工商业竞争压力，人人忙于做事，用于繁殖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人口反而不会失控。

换句话说，粗粝的耕作模式让人心平气和的只管繁殖，而精致的竞争降低了人的繁殖欲，从而把人的注意力从唯一的娱乐形式繁殖转移到各种“奇技淫巧”上。

这对商鞅“耕战”体系下、急需大量炮灰填线来说不利；但却对王朝的长治久安有利。

2、集权社会无法解决的反馈链过长、监察无效（甚至起反作用）问题催生了腐败

而在腐败压力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者大量出现；而对贫穷的恐惧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无限聚敛；无限聚敛反过来制造了更多的贫穷与饥饿；贫穷与饥饿的威胁使得人们更加贪婪……

这个死循环使得整个国家贪腐成灾；但，国亡了，死的是皇帝一家，与我何干？

不多积蓄点财富，将来兵荒马乱的，哪有能力自保！

这就使得，一旦国家进入下行期，官僚贪腐就会更加失控、更加涸泽而渔。

3、对“糜烂千里”的、极端残酷的农民起义的恐惧使得他们更加压制民间意见

而这种压制反过来就使得官僚阶层的腐败更加迅猛、更加无可救药。

如上种种正反馈过程，就使得皇权统治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忍腐化；而越来越残忍苛毒的统治就催生了越来越可怕的流民暴乱——除了杀戮什么都没有的暴乱。

这种暴乱毁灭了一切。

我在这个想法里提到：

汉行秦制恰恰证明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力。
刘邦的性格和人品其实和秦制是格格不入的。当初他第一个进汉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废秦法，仅仅“约法三章”，除了保障百姓基本安全之外没有任何扰民的东西，可以说是极尽宽松了。
不仅如此，汉代除汉武帝之外，行事主旨也是和秦大相径庭的。比如，刘邦在建国后就颁行法律，为老人免费提供俸禄，年过70、80之后，国家拨给的粮食物资已经和低级官员相当了。
换句话说，在刘邦手里诞生了养老金制度，无需任何先决条件，年龄到了就有口粮和物资领。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扶助力度越来越大--这份宽厚，哪怕拿到现代，恐怕也能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相当靠前的位置。
并且，汉代历任皇帝，除了汉武帝，都秉承黄老之学，也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上的要清净无为，完全不扰民，放任民间发展，这才使得国家迅速从秦代穷兵黩武涸泽而渔中恢复过来。
但，正因为秦焚书坑儒，使得汉没有任何其他资料参考--比如我提过很多次的，春秋鲁国就有“国库出金赎奴”的福利政策，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惠及全民的福利制度。
可见，只要秦始皇能稍微给刘邦留下点春秋时期的制度典籍，刘邦就绝不可能捏着鼻子接受秦制--从他创造性的提出养老金制度就可以看出，刘邦在骨子里就是不可能接受秦制的。
很可惜，秦始皇焚书坑儒，什么都没给他留。民间再也无相关资料流传，这才使得他不得不重用在秦代宫廷里面混饭吃的儒生们，使得他们复辟秦制。
毕竟刘邦马上就要治国了，他没有时间也找不到人才从头细细探讨、总结出一套真正合他口味的制度出来。
当一切焚尽之后，废墟上重建的大汉只剩一个参考，那就是刚被它灭亡、被它痛恨的大秦。

如果说汉代还有个秦朝可以参考的话，后世甚至连前朝积累的经验都被付之一炬了。

尤其是唐宋之后，文明的破坏就更加的彻底；再加上异族统治对汉历史文化的不在乎，这就使得明代统治明显比宋代野蛮粗鲁的太多太多——除了朱元璋本人苛毒猜忌的性格之外，宋代历史经验的缺失也是一大原因。其结果就是，明吃相难看，但最终仍然陷入了宋代覆辙，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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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不太想提的——我就是农村人，我知道农村人的生活状况。现在有了新农合，农民总算敢去医院了；在那之前，农村其实和古代差不多，有病扛着就是。别说中医没有有效治疗，西医也没有。

就几年前的事，老家三甲医院推“减量螺旋CT肺结节筛查”，初次检查优惠到100块钱一次；我爸吸烟很凶，我就让他去。一查，拍到了肺结节。其中一个甚至“边缘模糊”。

我都吓懵了，赶紧上网查；然后找医院最好的内科大夫看片子。你猜他怎么说的？

没事！不用管。

我继续追问，这才发现，这位70多的老医生显然对什么是肺结节一无所知。

之后，我自己按照网上资料，让他戒烟；然后每隔半年自费检查，如此检查了一年多，结节消失了。原因是吸烟造成的肺部炎症，戒烟一年后肺部不再受刺激，炎症才消失。

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嘛……我爸同学，脑梗；我一位老爷，也是脑梗。

家庭都还算富裕，花得起钱；发现不太对就给送那家三甲医院去了。医院也无法确定是什么，于是放到病房，观察了三天，这才确定是脑梗——那啥，治不了，你赶紧送省城大医院去吧！

送去了，脑梗，耽误太久，回天乏术。于是一位彻底瘫痪，只有一双眼睛会动，见了熟人就流泪；另一位也是瘫痪在床，但好歹还能说话。

总之，因为历代破坏、底子太薄，中国的医疗可以说宋明以来都和没有差不多——其实说的更难听点，还不如没有。别给孩子喂那么多“上品君药、多服久服不伤人”的朱砂、雄黄，夭折率还不会那么高；林黛玉等贵族也不会动辄病死。

同样的，我爷奶都是192x年代生人；老家这个时代的老人多了。哪怕经历了可怕的清末和民国乱世以及5、60年代的饥荒，但七八十岁的老人仍然比比皆是。这些农村老人可从未受过什么像样的医疗——把家里收拾干净、别喝不干净的水，只要食物不短缺，足够长寿了。

不要拿你们的臆想来挑战常识。

典型的女性主义史观，以女性为中心，把如何对待其他的妇女（注意是单独指妇女，哪个国家民族都算上，不包含男人）作为评价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核心评价指标，

凡是没有给妇女特别保护的，都要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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