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吧，又是一次对蠢人的制度性歧视罢了。这篇回答话比较难听，做好心理准备。
展开说。
首先，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这条是有合理性的。
合理性在于
“如果一个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人，知道去医院检查之后结果就会公布给伴侣，家属，甚至更多周围的人，
那他肯定不会去检查，因为检查的结果就是社死，下半辈子完蛋。
而且堵死了他正常生活的路，他报复社会怎么办？”
所以反向操作，保证如果感染只会让本人知道，这样才会保证疑似感染者去检查，有关部门才能备案，使感染源相对可控。
但是，上次跟我聊这个话题的人听到这，问了一个在座各位估计也会问的问题：
“那跟这个人生活的人，这些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算什么？他们又凭什么无端惹上这样的风险。”
我毫不犹豫，
“算维稳的代价”
“不凭什么，凭他们蠢。”
我愿称之为这是制度设计之初对蠢人的制度性歧视，除非你认为设计者蠢到想不到这些，不然他们设计之时的逻辑只能是我当时的补充解释：
“如果你蠢到跟这个人深入接触或者生活还发觉不了，那承受这种风险就是你蠢所带来的代价。
牺牲一个无辜的蠢人，大多数更无辜的人可不就安全了，稳定了，
立法者当时也只能是这么想的了。”
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开篇说又，
说白了我觉得有点熟悉的气息，哦毕竟是同一个条例，那看来制度设计者歧视的蠢人还有一类啊。
基层执行人
同一个逻辑，
“如果你蠢到执行这个条例时做不到自保，那如果有人找茬，上级把你拉出去祭旗，
那这也是你蠢的代价”
说真的，很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