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李卫公问对》这本书的内容本身，就充分展示了“文士鲜克知兵”，这本书实质上就是一本典型的“不知兵文人”写的垃圾，就理论价值而言几乎可以说没有，实际上比之这本书所批评的“史官”、“诸将”还要更不知兵。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毛病了：只知道别人不行，不知道自己不行。当然，《李卫公问对》愿意就具体战例进行理论分析，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算是较早的有结合战史想法的古代兵书之一（不过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中，也有基于战例进行的战术、战略分析，而且分析水平明显远远超过《问对》）。
下面对《问对》中的言辞鄙陋及自相矛盾之处，一步步进行辨析。首先，这本书最大且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对于情报工作的极度轻视：
案《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
翻译一下：如果敌将是忠臣孝子，那么就算派了间谍也起不了作用，反而还会因为间谍主动供述己方情报，导致军事行动陷于失败。所以，《孙子兵法》中有关“用间”的内容实乃下策，将兵不必用间。
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极其愚蠢而且可笑的。从古至今，从东往西，没有任何一本兵书不会跟你强调军事情报的重要性。只有《问对》的作者，会跟你讲什么“用间为下”，或者将率不能知敌虚实，跟侦察工作做得好不好没关系，跟军事理论学得好不好有关系，诸如此类的乐子和笑话：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了背实出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
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至于此书在谈及“知己、知彼”时，所提出的奇谈怪论，更是彻底暴露出了，作者对军事情报工作价值的纯粹无知——“知己”竟被等同于消极“守气”，“知彼”则被描述为起辅助作用的“攻心”战法，完全忽视了情报在攻守决策中的核心支撑作用：
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
《问对》这本书的根本缺陷在于，作者只知道临阵用兵的原则之一，是“多算胜，少算不胜”，而不知道后勤和兵力的重要性，对于临阵实操更是完全一无所知。《问对》这本书既不像传统兵法那样，强调战前准备和治国理政重于一切；也不像真正可以为战地指挥官所用于参考的“军事指南手册”那样，教授各种实战中要注意的细节。它本质上成了一种战略层面的诡辩术： 沉迷于“示形”与“变化”的概念游戏，将“能而示之不能”这类战术欺骗手段，不恰当地拔高为统帅战场决策的核心甚至唯一原则，完全无视战争胜负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兵力、后勤、装备）、组织效能（训练、指挥、情报） 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对敌我双方真实态势的准确判断。其关于攻守、虚实的论述，看似玄妙深刻，实则充满了主观臆断和逻辑倒置——将“侦察不明”归咎于将帅对抽象的“奇正”、“虚实”理论理解不足而非情报工作的缺失，便是典型例证。
以上是《问对》此书在军事理论上的问题所在，下面我谈谈《问对》内容的自相矛盾之处。
1.问拒马、蒺藜到底有用没用？以“正兵”致远到底能否取胜？
太宗曰：“兵少地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正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也！”
按《问对》开篇对话，以“治力”作为特征的正兵，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手段。但在后面，《问对》又明确否定了这一理论。
太宗曰：铁蒺藜、行马，太公所制，是乎？
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大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政战所施也。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靖曰：臣案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
按其所言，蒺藜、拒马、战车皆为无用之术，但能守御而不能攻敌，要取胜还是得靠“奇术”。这是《问对》很容易发现的内容自相矛盾之处。
2.正兵是天子之兵？是众合之兵？还是变易之兵？
按《问对》的说法，“正兵”这个术语，可以用于指代君王为实现治国强兵、迎合天道顺逆所做的努力。按这套理论，如果天时、顺逆有变，“正变为奇”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
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
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
“正兵受之于君”的理论，后面也因为考虑到君王的凡人属性，也被《问对》的作者否定了。“奇正相变”在这里被描述为天意依托于某人，因此得以显现的权柄。我方用来对付敌人主力的部队，表面上看是正兵，实际上从上天的意志出发是奇兵；用来取得胜利的部队，表面上看是奇兵，实际上从上天的意志出发是正兵。
臣案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左为牝，益右为牡，早宴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宴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宴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之，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然而在同一本书的不同段落中，《问对》又回归到了传统说法，认为正兵、奇兵仍然是布阵时的常法，只是给出的理由有所不同，一者说“大众所合为正”，一者则如前文，以为“正兵唯守御用耳”:
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前正后夺，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臣案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奇胜也。
亦或按下文所言，奇、正有常法可依，只要将领下令变阵，就是奇，若不变阵，就是正。所谓“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而这样的理论，又否定了《问对》原先所说的，从“奇”变为“正”，名将用兵“正亦胜，奇亦胜”的可能性：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旛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曷为得宜？
靖曰：臣参用古法，凡三队合，则旗相依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为五；开相依不交之旗，则一复散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
总而言之，《问对》中关于奇、正的说法，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各个部分几乎是完全的各执一词。完全没有发挥出“兵贵多变”这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在“奇正”问题上所有的价值。
3.引用《尉缭子》对于阴阳理论的批判，却由于抛弃了传统兵法中“治国强兵”的维度，而没有坚守这一理性原则：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请将有以阴阳拘忌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
靖再拜谢曰：臣案《尉缭子》曰：“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因此，其书在谈及范蠡“兵阴阳”说时，又以为：
太宗曰；李勣言北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
靖曰：北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案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左为牝，益右为牡，早宴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宴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宴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之，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
靖曰：臣常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深，《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
《问对》作者的愚蠢，更体现在以下这几点上：
1：在谈论两军双方“可战”与否时，《问对》仅讨论各自算、误多少，没有意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亦不谈后勤、兵力的对比，只是简单化地以为，利用“因粮于敌”、“饱能饥之，佚能劳之”等手段，就可以扭转双方的力量对比。
2：站在了极其反动的立场上，认为兵法不能被一般士兵所知，提出所谓“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的论述。我不客气的讲，把这样极其愚蠢的理论奉为圭泉，使军队不知道为何而战，恐怕是一辈子都打不了胜仗，国家也活该亡国的。
3：大谈特谈练兵场上，所谓“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复归于正”的复杂军事操演，竟不知在实战中，散兵只能在友军所在的位置，或在近处某座高地位置上重新集结。
4：自以为得《六韬》之精髓，自作聪明地提出诸如“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讲，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等战术理论，竟不知汉、胡殊俗，如饮食、语言、战斗习惯之类的外部特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轻易改变。
综上所述，《李卫公问对》一书，其内在价值实与其盛名相去甚远。其根本缺陷在于作者深陷“文士鲜克知兵”的窠臼，对战争本质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
理论根基浅薄： 书中对军事情报工作的极度轻视乃至荒谬否定（如“用间为下”、“忠臣孝子则间无用”），以及对“知己知彼”核心要义的曲解（将“知己”等同于消极“守气”，“知彼”等同于辅助性“攻心”），彻底暴露了作者对战争制胜关键要素——准确信息与态势感知——的无知。这使其理论脱离了战争实践赖以立足的基石。
核心逻辑混乱： 全书围绕“奇正”概念的论述充满了难以调和的自相矛盾。正兵忽而被奉为“致远”、“取胜”的根本（如诸葛亮平南中、马隆讨凉州），忽而又被贬为仅能“拒御”而无“奇胜”之能的末技（如否定蒺藜、拒马、战车）。对“正兵”内涵（天子之兵？众合之兵？变易之兵？）与奇正转化机制（天意？将令？布阵法？）的阐释更是前后不一，莫衷一是，未能建立起清晰、自洽的理论框架，反显其思维混乱。
脱离物质基础： 该书沉迷于“示形”、“变化”等战术层面的概念游戏，将诡道之术不切实际地拔高为统帅决策的核心乃至唯一原则。它严重忽视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性力量——兵力、后勤、装备等物质基础，以及训练、指挥、情报等组织效能。其关于虚实、攻守的玄妙论述，因缺乏对坚实物质支撑的认知而沦为空中楼阁，甚至将侦察不明错误归咎于将领对抽象理论的理解不足，而非情报工作的缺失。
论述自相抵牾： 书中多处观点自我否定，如前文肯定“正兵”价值后文又否定其进攻能力；引用《尉缭子》批判阴阳拘忌，自身却又推崇范蠡“兵阴阳”说并将其融入奇正理论；一方面强调“兵贵多变”，另一方面在奇正问题上却陷入僵化定义的泥潭，未能真正体现其宣称的灵活性。
脱离实战荒谬： 书中提出的诸多具体观点更显其脱离实际：如幻想仅凭“因粮于敌”和疑兵战术即可轻易扭转实力对比；鼓吹“愚兵”思想（“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设计脱离战场现实的复杂操演（“三散三合”）；提出短时间内混淆番汉身份特征以迷惑敌人的不切实际战术等，皆暴露了作者纸上谈兵的本质。
诚然，《问对》尝试结合具体战例进行分析的意图值得肯定，代表了早期融合战史研究的努力（尽管其分析水平远逊于《孙膑兵法》）。然而，这丝毫不能掩盖其在军事理论上的重大谬误、逻辑上的严重混乱以及对战争实践理解的肤浅。归根结底，《李卫公问对》是一部充斥着认知局限、逻辑漏洞和脱离实际臆想的作品，其作者恰恰陷入了自身所批判的“只知道别人不行，不知道自己不行”的困境。其所谓的理论贡献，在严谨的军事学术审视下，几近于无。它更像是一部暴露“不知兵文人”思维局限的反面教材，而非值得推崇的兵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