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这么一件事，该厂的工头和经理会给这些弱势劳工“起了新名字打工”，比如“水牛”，这种具有侮辱性的名字。
一名付姓工人称自己在这里干了三年了，问及工资的时候说“没钱，给饭吃”。这名工人老家在广东化州，不到五十岁，来砖厂工作后工头给他起了新名字打工。
另一名被叫做“水牛”的工人在沟通时总低头笑，问他是否想回家，他回答想。
这让我联想到吕途老师《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第6章：台资厂打工体验，吕途老师也在这一篇中精准捕捉到，剥夺名字的工厂文化是为实现对人的极度的贬低，为实现人的工具化而诞生的。
“当人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了，而这正是资本文化希望达到的目的。”
““没有名字”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称呼上的表面形式，它的深意在于它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它通过“我们的名字是什么无所谓”确认了两种思想意识：一是，我们只是劳动力商品，不是人；二是，劳动力商品可以被忽视。从心理攻势上对工人的忽视可以服务于对工人价值的贬低。”
从求职到进厂的过程，就感觉工厂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名字不重要，或者我们叫什么也无所谓。一个个的个体的作用就是服务于生产的功能，任何其它对人的照顾都是为了完成这个功能，再无其它。这样的工厂文化实现了对人的极度的贬低。
我从中介借了身份证以后就到了劳务派遣公司。我很担心我记不住我的名字，但是我后来意识到，除了点名的时候，没有人再会问我名字。我是谁完全不重要，我只是众多求职者之一。在等工作的几天里，一直跟劳务派遣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接触，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们介绍他/她们是谁。管理着我们但是却用不着告诉我们他们是谁，这是一种对我们特别大的蔑视。只要在劳务派遣公司里工作的人，都可以吆喝我们。我意识到，“让你不知情”是会造成某种威慑和压力的。我们很不知情，又要等待，有很多询问和疑惑，但是又不敢问，因为我们不知道该问谁。我们的等待越漫长，我们的询问和疑惑越多，越显示出他/她们的重要性和威慑力。
刚分到厂里的时候，我们30个分到同一个厂的新人被集中到一个会议室里接受入厂培训。负责接待新人的是个年轻的女孩，梳着长发，看起来挺文静的，但对我们说话非常粗鲁。她也没有做自我介绍就直接开始对我们进行训话。不自我介绍就是一种对听众的蔑视，她太瞧不起我们了，根本不用告诉我们她是谁，我们也用不着知道她是谁。这个文静女孩的粗鲁是来自工厂环境的教育和她自己的习得。作为管理人员，她一定认为没有必要对工人，尤其是新来的工人表示任何尊重。我们这些新来的工人为了顺利获得工作，战战兢兢，也不会想到要问她是谁，负责什么，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
各个车间主任来挑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集市上的商品，让别人看看，新鲜不新鲜，形状合不合适，合适了拿走。工具只要能用就可以，只需要知道品名，没有具体的名字。
到车间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是谁。我通过衣服判断出了车间主任。通过指挥的角色判断出了线长。没有人会跟你自我介绍。线长也不会称呼你的名字，就是点你一下，或者“唉”一下招呼你，告诉你要做这个或者那个。所有的氛围，都充斥了对我们的忽视和无视。
我有一种理解，“没有名字”是对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行衡量的一种必要，最终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是货币，货币就是钱，所有商品从交换价值来讲都可以用值多少钱来说明，也就是失去自己名字的过程。当人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了，而这正是资本文化希望达到的目的。“没有名字”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称呼上的表面形式，它的深意在于它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它通过“我们的名字是什么无所谓”确认了两种思想意识：一是，我们只是劳动力商品，不是人；二是，劳动力商品可以被忽视。从心理攻势上对工人的忽视可以服务于对工人价值的贬低。
2014年初，我遇到了几位工友，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和工厂的抗争，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厂方承诺：（1）不再乱罚款，（2）不再超时加班。但是对增加津贴的要求尚未做出答复。一位工友对我说：“以前，班长只管我叫‘眼镜’，抗争之后，居然拍着我的肩膀称呼我的名字了。”看来，“名字”也是争取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吕途老师还指出劳工与劳工之间“工具性的关系”，正是资方所需要的，因为“一旦某个工厂和企业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这种工具性的关系，那么工厂对工人的压迫性的管理就会面临威胁”
工人之间在生产岗位上的互动是工人群体认同形成的基本要素。我前面讲的两个例子都让我感受到工人之间产生情感连接是非常容易的，正因为这种工人之间共情非常容易产生，所以资本和管理者要想尽各种办法在工人之间的连接产生之前就去打破它。不仅如此，企业还想方设法利用工人之间互动的消极因素去分裂和打击工人之间的情感。
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仅局限在生产岗位之间的关系。在工作岗位之外，工人很少发生社会交往。这样的现状导致工作和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完全脱节，使得工人没有空间和时间形成对工作场所状况的分享和辩论。事实上，工人与工人之间是如此地“工具性”，彼此之间的任何社会交往都似乎成了不必要和意外。一旦某个工厂和企业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这种工具性的关系，那么工厂对工人的压迫性的管理就会面临威胁，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参与了本田时间全过程的一位工友告诉我，她/他们变速箱车间是那次事件的核心领导部门，这看似很偶然，但是有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偶然中的必然：（1）这些工友很多都是从职高一起毕业出来的同学，大家本来就熟悉，关系也很好；（2）本田是5天8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2天，大家下班后和周末经常聚会，有很多沟通和交流的机会。
这里又反映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会极大的压缩劳工社会交流的时间，而这又反作用于劳工的工具化与资方的牟利。
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些工人被分成7人一个班，每班工作12小时，每天中午12点换班，每半月两个班的工作时间进行对调。
并且，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见，对劳工“剥夺名字”这一台企先进经验，也随着时间沁润进入陆企的骨髓之中。而且，就如吕老师指出的那样，不应只视作某一工厂的特色，更不要局限于虚假的流动自由，“工人貌似有选择在哪里工作的自由，但是其实工厂制度都是一样，没有选择可言。”
我看到了种自由，一种人在地域间流动的相对自由。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又和民主是什么关系呐？我看到，人们在地域间的流动往往是出于一种无奈，很多人都留恋家乡，但是家乡没有提供就业和谋生的条件，所以这样的流动往往是一种无奈选择，这表面上看是自由，其实并没有自由。我还看到，工人似乎可以在工厂之间自由流动，不想干了就离开，但是，一个厂和另一个厂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貌似有选择在哪里工作的自由，但是其实工厂制度都是一样，没有选择可言。
上面的议论是从站着工作谈起的，让我们再回到工厂车间里，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丝毫民主的痕迹。我在这里努力寻找工业发展对民主产生刺激的蛛丝马迹，但看到的只是雷蒙德说的工业发展对民主的阻止。在这里，企业文化就是资本文化，资本文化是利润第一位的文化和贬低劳动价值的文化。而长期坚持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大政方针让资本文化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行其道。
对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本书是15年出版的，距今刚好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