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为什么那么清廉呢？

《The Forsaken: An American Tragedy in Stalin's Russia》

1943 年 5 月 23 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欢迎约瑟夫·戴维斯大使。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的宴会从未间断，即便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城内有数百万人濒临饿死，也未曾有过丝毫让步。戴维斯接风宴的菜单以冷盘开席，可选菜品包括“软质与压制鱼子酱、白鲑鱼、粉红鲑鱼、配菜鲱鱼、烟熏沙玛亚鱼、鲟鱼冻、配辣根冷乳猪、英式烤牛肉配菜、兰斯皮格冷火腿、野味与谢弗鲁肉冻、焖鸭肉卷、‘奥利维耶’和‘春天’沙拉、鲜黄瓜、园萝卜、什锦奶酪、黄油及吐司”。热盘列有“焗香蘑菇、胡椒野味肉饼”，随后主菜为“女王式鸡肉清汤、皮罗吉馅饼、清炖肉汤、罗宋汤、白葡萄酒烩白鲑鱼、烤小牛肉配土豆、烤火鸡与生菜鸡、花椰菜、芦笋”。最后，甜点菜单提供了“草莓芭菲、冰淇淋、咖啡、什锦奶酪、水果、小四色糕、杏仁及利口酒”。

（美国驻苏大使里盛产巨富，比如说戴维斯这个人有多有钱呢？他的婚礼就耗资十万美元，仅用来购买染成与新娘礼服相配的腮红粉色菊花就花了5000美元，结婚蛋糕三百磅的巨型婚礼蛋糕每片蛋糕价值七美元。他老人家在苏联住所的水晶吊灯将近10,000美元。）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宴请肯尼迪总统的菜单：

• 克莱玛奶油豌豆汤

• 公主式龙利鱼柳

• 英式烤羊脊肉

• 黄油四季豆

• 煎金黄土豆球

• 含羞草沙拉（蛋黄碎沙拉）

• 格兰马尼尔橙酒舒芙蕾

菜单日期：1961年6月5日（星期六）

在伏罗希洛夫的宅邸，布利特大使与斯大林在一场典型的奢华苏联宴会上相识。布利特评价那些食物和酒水的品质“如今在美国无人敢拿出来招待”。十轮伏特加敬酒后，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狡黠地注意到布利特开始只是浅尝辄止，便迅速提醒他“不干杯是种侮辱，必须一饮而尽”。随后又进行了五十轮敬酒，布利特挺了过来，他感谢“上帝赐予我一个对酒精量无感的头脑”。他写道，约瑟夫·斯大林举杯致敬“美国陆军、海军、总统及整个美国”，而布利特则回敬以“列宁的纪念及苏联持续的成功”。接着，兴奋的斯大林拉着小个子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走到钢琴前，命令他演奏。斯大林站在这位重工业副人民委员身后，掐着他的脖子，皮亚塔科夫则以一种狂热的激情“弹奏起一连串狂野的俄罗斯舞曲”，在斯大林双手箍颈的激励下，琴键上的演奏愈发癫狂。

那晚的音乐或许解释了斯大林明显的好心情，他对罗斯福的公开赞赏，以及他向布利特保证“随时可以见我，只需通知一声，我立刻接见”。凌晨离开官邸时，斯大林拦住大使问道：“苏联有什么你想要的吗？任何东西都行？”这位反应敏捷的费城人当即请求将俯瞰莫斯科河的列宁山十七英亩土地划为美国在苏首座使馆建设用地，并采用蒙蒂塞洛风格设计。“给你了，”斯大林回答着，推开布利特伸出的手，双手捧住他的头吻了一下。威廉·布利特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压下惊讶，当他仰脸等着回吻时，我照做了。”

著名的沃尔特·杜兰蒂受到美国文学界的热烈追捧。他因对苏联的杰出报道而荣获 1932 年普利策奖，并据传是全球薪酬最高的驻外记者之一，在莫斯科过着无与伦比的舒适生活。随着新闻事业的成功，他的家庭成员逐渐增多，包括一位负责搜集事实的美国助手、一位年长的俄罗斯厨师、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女佣、司机格里沙，以及美丽的助手卡佳——她曾一度“掌管全局”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们共同居住在一套拥有四五个房间的大公寓里（在这座极度拥挤的城市中，这样的居住空间闻所未闻），配有独立浴室和一台从美国运来的电冰箱厨房设备，这另一项奢侈在莫斯科“几乎绝无仅有”。众多访客还注意到，在他客厅书架的显眼位置，摆放着一张约瑟夫·斯大林的签名照。

在家中，沃尔特·杜兰蒂一边啜饮鸡尾酒，向来访不断的宾客们妙语连珠地插科打诨，一边为美国读者口述关于五年计划的轻松报道。到了晚上，整个聚会便移师至大都会酒店，真正的欢乐才刚开始。所有在莫斯科的富裕美国人都会聚集到大都会酒店，那里有锃亮的红木长吧台和喧嚣演奏切分节奏的爵士乐队，充满苏联风情。舞池中央的圆形喷泉里游弋着活鱼，成双成对的舞者绕着它翩翩起舞。用餐者被鼓励亲自挑选晚餐——侍者会利落地撒网捕鱼，烹制后送至餐桌。这不过是整场戏剧的一部分，还有那些穿梭于餐厅、以五卢布一个兜售五彩气球的俄罗斯姑娘们。顾客们系上纸飘带，点燃后目送气球升空——若气球完好无损触顶，又会引发一阵喧闹的掌声。谁说莫斯科没有乐子可寻？ 大都会酒店的人群总是“热闹非凡”，爵士乐与舞步交织，侍者们用途经此地的富有游客们的语言喋喋不休。

富有的美国人——工业工程师、商人、记者和游客——很快发现，尽管小费制度已被废除，但在侍者中仍大受欢迎，只要他们一落座，便能引来争先恐后的服务。他们在都会酒店举办的派对成了每周必赴的盛会，舞会持续至凌晨六点，孤独的美国人心怀期待地与流连吧台的优雅俄罗斯女郎为伴。所有都会酒店的女孩都是“绝佳舞者”，且恰好能说英语、法语和德语。她们总是妆容精致、发型一丝不苟，身着当时难以觅得的时髦衣裙。当然，众所周知这些女孩是由GPU精挑细选出来的，不仅相貌出众，还精通外语。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身于旧俄贵族阶层，是安娜·卡列尼娜孙女辈那不幸的一代。作为“阶级敌人”，都会酒店的女孩们会以令人心碎的频率消失，继而又被更多同类所取代。 美国人的规矩是“别太投入”，为了助兴，他们畅饮大都会酒店里以芝加哥高档地下酒吧价格出售的威士忌、白兰地和啤酒。当然，伏特加更便宜，对于或多或少长期居住的人来说，它是首选饮品，因为效果来得更快。俄国伏特加很快就让人忘却了大都会美女们变幻无常的面孔，正如摄影师吉米·阿贝所说，“无论如何，让每个人都玩得尽兴”。

我（戴煌）又点头称是。接着他（Ho Chi Minh）提出一个我压根儿想不到的问题：“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一些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得齐脖子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有些又几乎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不是很浪费么？”

我一时语塞，当时还不知道这算不算浪费。沉默了好一会，我才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唔——不能这样说”，他捋捋他那把灰白色的胡须，又不以然地摇了摇头，含蓄地批评道：“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这一下就给我开了窍：我们的那种“礼仪之邦”云云，只不过是慷国家和人民之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