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穷文富武。
在古代，穷人是练不起武的，不说请老师的、服药的、吃肉的钱，就一个精壮劳力不事生产，就是一般家庭承担不起的。因为你不干活，不赚钱，可国家的丁税还是要收的，徭役还是要服的。
这都需要大量的钱财，或者说，只有地主阶级才有可能专事练武。
这里出现分化：小地主阶级财力有限，无法到处访友，无法置办马匹、鞍韂、利剑，只能到处游荡、好勇斗狠博个衣食，是为“游侠”；大地主阶级除了可以置办豪华装备之外，还可以广交朋友，一面扬名，一面结党，是为“大侠”。
在历史上，侠客文化最盛行的是唐朝以前，以汉朝为最。汉朝的官吏选拔是察举制，察举制离不开一个客观基础，就是知识的垄断。那时候生产力水平低，能够脱产学习需要大量财力。同时，汉朝的书写工具依然以竹简为主，辅以绢帛、纸，整体造价依然昂贵，这就造成了只有少数家族才有“诗书”收藏，大多数地主阶级家族，能得到几篇文字就视若珍宝。
科学知识是生产力，古人也是知道的，因为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修河都是需要知识的，有知识的人自然就会走到领导岗位上。
拥有知识的叫士，经过东汉的豪强兼并，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归总到了国级、州级、郡级三个层次的士人家族中。在他们的竞争中，产生了“扬名”这样一个机制，比如孝廉、茂才，汉朝出现大量比较极端的“孝”和“贤”的新闻，比如孔融让梨、兄弟争死、各种神童，类似于今天的什么“高中生造火箭”、“高中生登珠穆朗玛峰”。而大量的中小地主家族没有知识传承，没有上升通道，其家族财富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士”的打压，好在“扬名”的玩法给了他们灵感：既然无法通过“文”扬名，就通过“武”扬名，通过“义”来扬名，争取加入统治阶级的阵列里去。
这就是侠客都很注重名声，甚至“重义轻生”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自从唐朝有了科举制，侠就渐渐少了，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再也没有了。这说明一方面随着知识承载工具的廉价化，士人家族的知识垄断被打破；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中小地主阶级拥有了比较公平的加入统治阶级序列的机会，地主阶级内部有了较为广泛代表性的流通机制。
那么自然而然，中小地主阶级就不用去好勇斗狠的扬名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中小地主阶级扩张生产资料遇到天花板时的无奈选择。士人难道就不是“为国为民”吗？其实这句话里就折射出了“侠”这个群体的灰色属性，因为白的不需要专门强调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