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会想起十七岁的雨季里，自己在做些什么。
那年的我每天蹲坐在文科班的最后两排，前面是把头埋进书堆里的女生们。而我手里抓着一台诺基亚N72，屏保上用火星文歪歪扭扭写着，“我们是糖，甜到哀伤”。
可别人的十七岁不是这样的。
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25日，北京第八十中学学生李浩榕在当天早晨6点39分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青少年。
他还得到了一系列殊荣——中国登山史上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未成年男生，全球第一个从北坡登顶珠峰的中国中学生，获得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称号。
登珠峰是很贵的，尤其是北坡登顶，可能更贵。攀登者需要提前购买装备、突击训练、等待时机，最后才有机会，被夏尔巴人拽上峰顶。这个过程，挥霍百万轻轻松松。
某种意义上而言，登山是厌倦平凡生活的常规观感后，对生理极限刺激的一种追寻。越是超脱普通人类能力所能触达的大山，哪怕准备得再充分，也仍然存在遇难的风险。当然，这种刺激感，也会随着难度累加，风险增大而不断强化。
站在这个角度上，我并不羡慕他。
首先我贪生怕死。更何况，漫长的登山等待期，高额的各项花销，对于一个年假都得颤颤巍巍考虑请假时间的职场社畜，想放下一切，去追寻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实在有心无力。
人家追求的精神世界，不在凡人的羡慕范畴。如同大部分人并不羡慕董袭莹的协和4+4之旅一般。本应该响彻天界的舞曲突然降临人间，凡人只会匍匐在地，而不敢心生太多僭越的念头。
作为北京八十中学的国际部学生，李同学恐怕早被提前设计好了人生轨迹，从来就不打算在高考这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小径上深耕。
这就和他攀登珠峰，非选择了与常人不同的北坡登顶一样。作为校攀登社成员，他攀爬四姑娘山也好，登上乞力马扎罗也好，甚至征服玉珠峰和卓奥友峰，恐怕都是为将来申请海外高校的履历上提前锦上花。
有钱不是什么原罪，被央视报道也不是原罪，人家无非是不愿意锦衣夜行罢了。毕竟，董袭莹董小姐颤颤巍巍上手术台的时候，还被新华社报道过。
在他身上，能嗅到和董小姐相似的味道——同样是通往目的地的高速，他们走的是应急车道。非要认真细分二者的迥异之处，恐怕在于，李同学的行径更像钞能力的外显，而董小姐则是解开了封印的巨兽，动用了某种禁忌的能量。
这让我想起同一天，关注到的一位杭州女生。她，18岁，高三，成绩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在4月末的一个凌晨，选择了跳楼轻生。
她恐怕也是中产子弟里的佼佼者。长期以来，家长疯狂地鸡娃，具象化的排名，对成绩的过分紧张，无时无刻不在压迫着她的神经。她只能小心翼翼，保持微笑，然后用自己娟秀的字体，在试卷上与这个世界告别。
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单词机调成小学模式，留给自己的妹妹，是给妹妹留下一份闹钟说明书，是惦记自己没有喂完的流浪猫。
她也有自己要爬的山，普通孩子都要爬的山。这座山，是按部就班，在文山题海里面望不到顶的陡坡。所以她需要格外努力，在一群同侪之间脱颖而出，成为天之骄子，成为和父母一般，邻居和老师一听就能竖起大拇指的小镇做题家。
可惜，这座山上面挤满了人，普通人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大汗淋漓，连滚带爬。摄像机对准的，是那群坐缆车上山的人。
底下山路上这些密密匝匝的人群，他们登山，可比有些人攀爬珠峰，要累得多，也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