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脱钩是个长期过程，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但脱钩的大方向是明确的。在这种局面下，限制东大留学生就是迟早的事。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X平台发文称要取消“与老赵有关联”和“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东大留学生的签证。不知道为啥，国内报道只提了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东大留学生，却没提前者。
关键领域很好理解，就是涉及核心技术的领域。至于和老赵有关联的留学生，则是指加入了海外联谊会等组织的学生。美国政府指责东大的海外留学生组织有深厚的官方背景，并被用于统战和收集美国情报。当然了，这必然是美帝污蔑，海外留学生组织肯定没有官方背景，更没有被用于统战和情报收集。
卢比奥这次的动作显然只是个开始，未来美国大概率会扩大对东大留学生的限制，他们也为此做了铺地。
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赖利·穆尔(Riley Moore)星期三晚间在X平台写道：
“东大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公民，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支持和协助情报收集工作。我们不能允许每年30万东大公民持学生签证来到这里。”
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也在星期三晚间在X平台写道：
“东大利用留学生监视......和美国研究人员，这是有据可查的国家安全威胁。这（限制东大留学生签证）是特朗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做出的一项伟大决定。”
这两位共和党籍的联邦议员的发言，既是在解释美国政府当下限制东大留学生的动机，也是在为日后扩大对东大留学生的限制做铺垫。
美国如果真的全面禁止东大留学生，问题会比很多人想得要严重，很多人没意识到留学生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重大作用。
官方认证的“两弹一星”元勋共23位，而他们大多数都有欧美学术背景，或者至少是师从有欧美学术背景的导师。
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吴自良、任新民、陈能宽、郭永怀、杨嘉墀等10位科学家是留美的；
姚桐斌、王大珩、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等5位科学家留英的；
王淦昌、赵九章两位是留德的；
钱三强留法的；
陈芳允有过在英国研究所工作的经历；
于敏没有留过学，但他在北大的导师胡宁和张宗燧分别是留美和留英的；
钱骥、周光召、孙家栋等三位科学家留过苏，而钱骥的导师（赵九章）、孙家栋的导师（钱学森）、周光召的导师（钱三强 周培源 彭桓武）都有欧美学术背景。
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但其实并没有太大不一样。
《中国科学报》几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据他们统计，现役科学院院士，有55.1%在学历教育阶段有境外学习经历。这还只是留学的比例，如果把做过海外访问学者以及在海外相关研究机构工作经历的院士也算上，比例会更高。
我自己按姓氏顺序统计了30位中科院院士，算上了有海外研究机构工作经历和做过海外访问学者的，比例大概是70%。
科技就是科学和技术，科学又被叫做基础科学或理论科学，技术又常被叫做应用科学。应用科学的本质上是对理论科学的实践，后者是前者的引领者。
接触不到前沿的理论科学，搞技术研究往往会事倍功半，就像70年代的中国科学家。如果完全没有理论科学指导，那技术研究就成了撞大运，古代技术发展就是如此，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道士炼长生不老药意外发明了黑火药。
欧美理论和应用都很强，理论尤其强，而我们更擅长应用，理论从来不是我们强项。
禁留学签证短时间内不会有啥影响，但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因为理论科学虽然发展的不快，但也在发展。几十年的封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足以让我们的科学家跟欧美脱节，进而影响技术的研发，这是50~70年代中国科技面临过的困境。
古代中国人无视理论，现代中国人忽视理论
无视理论是古代中国无法诞生科学的主要原因，忽视理论是我们现在很难诞生顶级理论科学家的原因，诺贝尔奖极少也跟这个有关。
古人不搞理论研究是因为觉得那是缺乏现实意义的无用之学，而现代人不愿做的原因主要是理论出成绩太慢了，不利于自身发展。我们的科学家也是要评级的，而理论成果难被量化，可能要十几二十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得到验证。
很多国人每次看到国际奥数比赛华人拿金牌，或者欧美某些科学团队有大量华人时都不免自傲，觉得中国科学不输欧美，甚至更强，然而他们不明白这正是中国科学的隐忧。我们的科学界匠人辈出，理论大师却寥寥，这就注定了我们必须和欧美进行常态学术交流，深度了解他们的理论发展动向。
像50~70那样和欧美脱钩，自己搞自己的，这是注定要落后的。
我们不光是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我们也不擅长，因为我们从小缺乏对逻辑学的系统学习，我们的教育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自然难出理论大师。
古代中国人无视理论只重实用，所以他们发展不出科学；
古希腊人重理论轻应用，所以他们能发展出科学，却无法让科学走向高峰；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人既重理论又重应用，所以他们不但能发展初科学，还能把科学推向高峰，彻底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