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最大限度地解决供求矛盾，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后期，“扩红”运动日益极端化和激烈化。当 时，党和政府多次下发文件，规定：“条件始凡属 16 岁到 45 岁的男子，除地主富农家中成员和明显残废有 严重疾病者以外，不管是独生子还是家庭有什么特殊 困难，都是被‘扩红’的对象。”如果说“扩红” 初期是号召自愿报名，那么后来则“动员子女多的家 庭继续报名，接着就让二三十岁的青壮年逐个报名”， “由于上级催兵逐步加紧，深入动员做群众工作也就 没有余地了”。为完成“扩红”任务，部分基层 干部甚至采用欺骗收买，强迫命令的方式，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抵制。
逃避是农民抵制“扩红”运动的一种方式。中央苏区农民“有的躲起来，有的逃到外地去，有的即使 被扩进来，还没有送到区政府就又跑掉了”,“如果是 已经送到部队连续三次开小差再被捉回就按逃兵论处 要被枪毙。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开小差的”。 “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 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 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 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地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 一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 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 的逃跑。”
为抵制“扩红”，有的农民装病、甚至自残自杀。 当负责“扩红”的干部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时，有 的农民就假装生病，如果被识破，他们则采用极端手 段，弄假成真，发展到自残。“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 跳河自伤自杀”。在 1933 年 12 月的“扩红运动” 中，除洛口、龙岗、兴国、公略等县的成绩较好外， 其余各县任务都没有完成，全省“扩红”人数仅达原 定数目的五分之一。
农民对生存的忧虑，对政府的抵制方式还表现为 逃离苏区。既然苏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那么群众 很可能就通过躲避，甚至“外逃”的方式，去寻求解 脱或生活景况的改善。江西乐安的一位地方干部曾致 信“苏区中央局”，忧心忡忡地指出：“昨到招携(乡)， 匆促间得知下列的严重现象......善和区分配运输员，区 委区苏派模范队包围了乡村拉夫，群众登山，模范队 开枪示威，群众两天不下山，区苏令人去捉。”这 是群众对令自己忧虑、恐慌的动员方式的逃离。更严 重的是，苏区的一些实在活不下去的群众还选择了“外 逃”的方式。如李一氓曾回忆：在长征之前的半年内， 苏区有些地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都参加了红军， 那些年纪大的，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 到国民党那边去投亲靠友......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 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 觉”。据统计，杨殷县在 4 月份逃出的群众达到 2000 人之多。而 1934 年 2 月，万太县就有 2 600 名群众 逃跑，3 月份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中央苏区后期革命动员的困境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