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那个文三儿难题，文三儿曾经也积极参加战斗，又是捐钱，又是拉着洋车参加志愿运输队，还觉得劝大家逃命的商人动摇军心，一脚将对方踹了个仰面朝天。
但一阵炮弹打下来，文三儿差点被活埋，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文三儿吓迷糊了。这一迷糊不当紧，一向稀里糊涂的文三儿居然开始了思考：
文三儿很奇怪，自己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哦，想起来了，29军和日本人干起来了，他是来给29军送弹药的。可是……这事儿有点儿不对呀，得好好琢磨琢磨。文三儿不是个条理清晰的人，要把这件事儿想明白得一条一条地理，先是得问问自己是干吗来了。
这点他清楚，是抗日来了，问题是……抗日是件大事，理应由政府来管，自己算干吗的，是政府官员吗？是军人吗？都不是，那么他管得着吗？他文三儿不过是个臭拉车的，平时汗珠子摔八瓣闹好了混个仨饱一个倒，闹不好连仨饱都混不上。
文三儿忽然想明白了，像抗日这么大的事轮到谁操心也轮不到自己，这是政府的事儿，政府的责任是什么他闹不清，总之是管像他这样的草民的，日本人没来时政府在哪儿呆着呢？它给文三儿什么好处了？是管自己吃了还是管自己喝了？没管过，既然没管过，怎么他妈的日本人一来这个政府就想起他文三儿来了呢？捐了钱不算，还让他拎着脑袋来流血拼命，凭什么？再者说，日本人来不来他文三儿都得靠拉车过日子，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要这么算起来，日本人来不来都和文三儿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这之后，大学教授罗云轩也给文三儿讲述亡国灭种的道理，可是文三儿却不以为然，罗教授看着文三儿只能叹一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罗教授一路上和文三儿聊起来，考虑到文三儿的理解能力，他尽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文三儿，说咱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异族人统治过，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族人，咱们汉人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后来这些异族人都被咱们同化了。相比之下，这次日本人来是最糟糕的，这些日本人非常坏，他们坏得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亡国灭种，文三儿呀，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
文三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谁来了都一样，草民总得有人管着，以前是皇上，后来是北洋政府，再后来是国民政府。以文三儿的个人经验来看，国民政府在的时候，他拉散座儿一天最少能挣三毛钱，合六十九个大铜子儿，那时一碗馄饨五个大子儿，三个麻酱烧饼六个大子儿，加起来十一个大子儿，合法币才五分钱，五分钱就能凑合一顿饭，每天除了吃还能节余个一毛多钱，这还是最挣不着钱的时候，要是运气好，赶上拉包月，吃住都在主人家，那就挣得多了，主人赴饭局，按惯例要给车夫两毛的车饭钱。就说陈掌柜吧，他是个交游广泛的人，每天晚上不是有饭局就是去朋友家打麻将，这样的额外收入加上工钱，文三儿每月就能有二十多块钱的收入，做个车夫，这已经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文三儿认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谁来管理老百姓，满族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谁来了也得让他拉车挣钱，换句话说，要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文三儿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那他倒是情愿当亡国奴。
罗教授听了文三儿的话，痛楚地摇摇头，说了一句文三儿听不懂的话：“唉！中国人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我们还有希望吗……”
后来的方景林，更是被文三儿的麻木不仁气得半死。
方景林四下里看看，小声说：“要是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你就出城找抗日队伍，跟鬼子干一场，总比窝在北平受气强，你没家没业的怕什么？”
文三儿一听抗日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刚才的义愤转眼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方爷，您饶了我吧，就我这身子骨还打仗哪，真有那能耐咱也不用拉车啦，早改行当土匪去了，咱不是没那个胆儿吗？我早想开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北平总得有人管，早先是皇上管，后来是段祺瑞，张大帅也管了几年，日本人来之前是宋哲元还是蒋委员长？咱闹不清，反正现在是日本人，咱草民一个让谁管着都一样，反正得挣钱吃饭不是？谁愿意抗日就去抗，咱只会拉车。”
不过抗战胜利后，方景林也被重庆来的张处长气得半死。
主持甄别工作的张处长抗战时是重庆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这次以接收大员的身份进北平市警察局。此人喜欢以抗战功臣自居，在他眼里，凡在沦陷区生活过的人都沾上一个“伪”字，当过警察的是“伪警察”，当过兵的是“伪军”，在日伪势力掌管的学校里读过书的是“伪学生”。
方景林虽说被恢复了职务，却也被张处长训了几句：方巡长，对你的审查虽然结束了，但你也不是没有一点问题，都说你是一个恪尽职守的警官，我看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你的恪尽职守是为日伪政权服务的，这说明你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观点是很糊涂的，你要深刻反省这一点。”
方景林忍住气回答：“感谢长官教诲，景林将谨记在心，每日三省。”
张处长认为，这些人在沦陷区苟延残喘地生活了八年，就算没什么罪行，至少也是丧失了民族气节，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有个被审查的警察发牢骚：“咱政府打不过日本人，跑了，把我们这些人丢下，受了八年的罪，好容易盼到自己政府回来了，我们又成了‘伪’了，这到哪儿说理去？张处长，您说，我们当时该怎么办？”
张处长大义凛然地回答：“怎么办？拿起武器和鬼子战斗，舍生取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这话一说谁都没词儿了，既然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活过八年了，那肯定都是苟且偷生、夹着尾巴当亡国奴的怕死鬼，谁也甭狡辩。照张处长的意思，日本人进城时，北平的老少爷们儿应该抄起菜刀、抡起擀面杖和日本人拼了，这才算有民族气节。话又说回来了，要真这样，29军干吗撤走？干吗不和北平的老少爷们儿一起跟日本人玩命？把人都打光，政府还回来干吗？反正北平是一座空城了，你这接收大员还接收什么？
方景林从张处长办公室里出来，在走廊里长长呼出一口闷气，心说北平又要热闹了。日本人一投降，各种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先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蕴藏着极大的危机，如此发展下去，内战将不可避免。除此之外，被光复地区内的矛盾也很尖锐，几乎人人都是一肚子牢骚，老百姓看到的是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生活上腐败到极点，他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接收大员在战争期间是不是也过着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如果这样，你们凭什么动不动就“老子抗战八年”？连燕京、清华等大学的教授、学生也闹了起来，他们在日伪时期执教、上学，现在都成了“伪教授”“伪学生”，这口气实在难咽，本来是政府无能，打不过人家就把老百姓扔下自己逃走，现在反过来又倒打一耙，这是政府还是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