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到「结构性改革」的名字和内容就没有绷住：这词怎么那么熟悉。然后出于好事我下载了一本 Abundance 然后在里面搜索China，然后找到了第三章Govern，然后一开始就让人绷不住
自196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增长了五倍以上——是的，这已经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³³ 但联邦政府的文职人员规模几乎没有变化。1960年略低于200万人，而今天略高于200万人。在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公务员受到高度尊重，最优秀的毕业生竞相参加全国性的考试以获得政府职位。在美国，“官僚”一词却被当作一种贬义的称呼。几十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妖魔化政府，而且他们很大程度上赢得了这场争论。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任何可以外包或私有化的都应该这样做。政府机构臃肿，而私营部门则效率很高。
然后就开始大规模论述美国人如何败在不够尊重政府和新自由主义化改革之后的行政权力外包，而导致了政府开支增加并且效率低下，在这里之后给出了具体事例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I-95公路桥修复，在这里其引用了有关论文，表明：
具体而言，是要扭转过去五十年左右将我们带入当前困境的那些知识潮流。在右翼，这意味着要抛弃近几十年来的那种下意识的反国家主义，拥抱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福利和监管国家的合法性，并承认国家公职人员（不仅仅是警察和军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左翼，这意味着要重新考虑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指导进步主义主导的国家扩张的那种分散的、法律主义的治理模式，减少活动家团体在法院行使的否决权，并将政策设计的重点从确保权力受到进步主义的制约，转变为确保权力能够得到有效行使。
而这一具体案例这提出了「例外状态」式的权力强化机制：通过紧急状态实现「高效」的政府并不是在多次审批、权衡利益团体的「法定」流程之后进行效率低下的工作。这种例外逻辑难道不恰恰说明了例外状态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就是常态吗？哪怕是「合法」程序背后都有显而易见的违规和舞弊，而这里这提出了：只有例外状态才能拯救资本主义。这是什么？这就是又一种生命政治吧。
克莱因和汤普森以2023年宾夕法尼亚州一座桥梁倒塌事件为例，该事件导致一条重要公路瘫痪。修复桥梁通常需要数月的规划、咨询和评估；但州长乔什·夏皮罗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允许工会工人参与桥梁重建，但许多常规流程被取消。最终，这条公路在12天内就重新开放，而此前可能需要12到24个月。
而此书在提及环保的时候还大力描写了赛里斯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和环保事业：
如果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明了太阳能，德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其发展成为市场，那么中国在 21 世纪 00 年代使太阳能变得廉价。由于缺乏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来驱动一个十亿人口的经济体，中国拥有发展本国能源技术的内在动力。在 21 世纪 10 年代，北京开始认真发展太阳能产业，向新兴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慷慨提供补贴、贷款和免费土地。认识到这种持久的承诺，中国太阳能公司进行了长期投资。内梅特写道，与美国在太阳能政策上经历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无疑减缓了其进步”形成对比，中国一贯的政策使其企业能够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建设更多。2000年，中国的太阳能几乎只够一个小镇使用。到2020年，中国光伏电池板的产量已占全球的70%。随着中国加大生产力度，过去十五年里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下降了约90%。
这么看，赛里斯确实是丰饶自由主义神国：是谁在十年来一直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飞跃增长、是哪个国家的政府以「监管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改革目标？是谁一直以政府效率提升者自居？是谁一直以构建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而自豪？是谁一直在强调创新驱动发展？谁一直以民生绩效和政府效率来标榜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那结果不就是不言而喻——用丰饶进步派「应对赛里斯冲击」的话来说——所谓的丰饶议程无非就是走赛里斯的路让赛里斯无路可走。而丰饶自由主义除了技术乐观主义，反对技术限制论和技术监管论之外，关键就在于对于被称之为对抗性法律主义（Adversarial Legalism）的繁琐的监管程序和行政流程，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是1960s一来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对于行政权力（包括民选官员和公务员）的不信任导致和滥用司法权力和各种监督手段使得行政流程繁琐并且低效，正如一些评论所分析的：
月复一月，监管官员、科学家和律师们先在一个又一个的法律论坛上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沉积物样本和化学污染检测的充分性，以及环境影响模型的可靠性。没有任何一项诉讼程序能够最终认定拟议的处置方案对环境有害……多年来，没有任何法院或机构能够权威地指定一个环境可接受、经济合理的替代方案……当一个机构认为某个方案合法时，另一个机构就会持不同意见。当一个法院认为某个方案合法时，另一个法院就会推翻它。
卡根的研究表明，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合法的政府权威。在其他国家，或许在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冲突可以由民选官员支持的行政机构解决，或者通过所有受影响利益集团之间的立法谈判来解决。然而，在疏浚之争中，并没有一个值得信赖和授权的单一政治、官僚或专家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抗性法律主义”是卡根为当时盛行的去中心化权力形式所创造的术语。卡根将其与“官僚法律主义”进行了比较，后者是人们更为熟悉的（韦伯式）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由公正的公务员中立地执行规则。在对抗性法律主义中，公务员被边缘化；只有受规则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如果他们拥有资源和意愿，才可以通过向其他方提出索赔来启动这一程序。诉讼当事人不仅可以争论规则如何适用于其争议，还可以争论规则本身的含义、正义性和合法性，以及用于解决实质性问题的程序规则的适用性和公平性。决策者——州和联邦法官（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分散的州和联邦机构）——并不像韦伯笔下的官僚那样，被更高权威紧紧束缚。通常情况下，对可提出的诉讼请求数量也没有任何限制；整个过程没有固定的终点。
看到了这一可以知道这个丰饶议程并没有什么，只不过在期望着罗斯福新政-1980s的美国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积极使用行政权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进步，然后实现其画大饼式的高技术环保的富裕生活。而从更加深层的角度而言，这就是从朗西埃所言的从类-政治（也就是不同团体之间的协商治理）到元-政治（宏大叙事的社会工程）的回归。如果1980s的后-政治的前提就是政治的终结——也就是总体改变社会的乌托邦主义社会工程的失效，也就是关于「治理」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grand/meta narrative）的失效，而这种失效引发了一种小叙事繁荣式的、排斥普遍性的现实主义的利益分配的协商政治，这种政治要求不同的利益团体放弃宏大叙事的总体性改变方案，转而在新自由主义-后政治的秩序之中追求「小叙事繁荣」和「临时解决方案」——政治被化约为了协商-利益分配的游戏，而社会的本质性对抗性在这里这被掩盖了。因为每个群体无法在共同体中恰取其分，就使用「争取权利/利益」的软性社会运动取代了对于制度的根本性革命，而这些软性社会运动又深深的嵌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治理逻辑——而代表了平等逻辑、正视对抗的、由人民大众的杂多发声的无分之分的政治反而消失和退场了。而在这里可以看到甚至有丰饶进步主义者反对工会：
目前，丰饶主义的支持者对工会组织的看法存在分歧。克莱因承认，工会不一定反对丰饶议程。例如，他强调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使用工会劳动力以惊人的速度重建I-95号公路，并指出“工会做项目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快速完成。”但许多其他丰饶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工会和劳工相关政策阻碍了更高的产量、更高的建筑量和更强大的政府能力。这些批评者认为，工会坚持在建筑中使用工会劳动力，从而提高了住房成本；由于工会代表了化石燃料行业的工会工人，因此反对向清洁能源转型；并且通过官僚程序拖延政府行动，使随意雇用和解雇工人变得困难。
虽然这里确实应该捍卫劳动者结社的权利和组织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工会这里也成为了类-政治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不再是阶级政治意义上面的革命性政治主体而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身份政治」的多元身份的一部分——而这里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则也成为了协商-利益分配的一环，而这些类-政治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对于抗争的收编和抹杀，而身份政治的领导权也被身份内部的精英群体所篡夺（工人贵族的黄色工会、法律精英主导的弱势群体抗争、律师科学家领导的环保运动），这种政治导致所谓的对抗性法律主义和层层制约的低效率「进步政治」。但是丰饶进步派的回归凯恩斯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工程和元-政治的诉求，然而这种诉求就如同国内的工业党一样——对于生产主义、工作伦理和宏大叙事的回归本身仍然是现代性危机下的现代性的自我保护。但是很明显的是，问题就是现代性-资本主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