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了一眼，一堆不看书乱喷粪的宏大键政叙事。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严谨有据的书。其中的观点和建议大多言之有据，作者极少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到不适合的领域，因此只要探讨本书没有提到的议题，反而可以看出abundance议程政策适合什么领域，不适合什么领域。
本书开头的科幻场景往往使读者直接打上“技术乐观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作者对技术进步的元立场并非那么简单。他们的对话对象是技术怀疑论者/悲观论者以及激进左派的反增长论者，这些人擅长以技术进步非中性这一trivial事实为一切抵制新技术的立场站台。而本书直接揭示了技术抵制论者的逻辑不自洽：
In 1985, the great technology critic Neil Postman wrote, “to be unaware that a technology comes equipped with a program for social change, to maintain that technology is neutral, to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technology is always a friend to culture is, at this late hour, stupidity plain and simple.” The corollary is also true: to have no program to harness technology in service of social change is its own form of blindness.
抵制技术进步和推进技术进步都是非中性的，没理由说抵制这一方更有利于普通人。更有甚者，在面临全球变暖等重大挑战时，抵制技术变化的这一方是在维护status quo, 让穷人的境遇更糟糕。抛开技术光从分配着手的激进左派的degrowth议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人民有他们的现代生活需要保卫。2022年欧洲油价大涨引发社会不安可为镜鉴。
本书强调的去监管，特指城市建房的区划法律Zoning Law以及阻碍基建的NEPA Lawsuit为主的监管程序。对其他领域的监管未置一词。这是有经济学原理以及实证证据支撑的；城市集聚效应结合土地用途限制使得城市住房用地成为现代经济中少有的稀缺要素，美国高生产率大城市过度严苛的土地利用限制已经影响到全国的劳动力有效配置与生产效率（【香樟推文2035】住房管制与空间错配）。而给基建项目增加太多利益相关方的veto power是在制度上增加互补性，导致基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美国住房与基建成本特别高（美国搞基建为什么这么贵？-虎嗅网），通过书中的横向（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纵向（与60年代）、国内（不同州与不同城市）对比，确实能有理有据地归因于人为限制。争议只在于谁该背锅，例如The Meager Agenda of Abundance Liberals | Washington Monthly 提到2020年Manchin在参议院提案改革NEPA流程，为民主党所支持而为共和党所反对。
（高赞以可以向第三世界出口基建为由质疑过度监管是美国基建成本高的原因，这是有问题的。首先企业基建能力低本身内生于国内监管过度引致的市场容量缩小，其次现代贸易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出口门槛一般比国内运营门槛高，因此只有国内高生产率企业才从事出口。）
但是作者很谨慎，并没有把去监管的政策建议施加的其他领域，比如下图所示，长期涨价最多的除了住房，就是各类服务。而根据Why Are The Prices So Damn High? 有理有据的分析，医疗教育部门的涨价主因是高生产力进步部门的溢出（即Baumol's cost disease），和制度扭曲关系不大，各类改革议程可能改善成本负担的公平性但很难控制成本增长本身。因此作者也基本不提教育和医疗，不主张通过去监管提升效率。
本书除了没提教育、医疗，也较少提到扭转去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和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这两个特别热的政策议题。这表明作者对自己的政策适用性有清醒的认识。绝不是如某些回答所说“为硅谷资本家站台”或“为拜登议程站台”。作者对于创新政策的讨论，不成比例地集中于生物医学领域，包括对NIH项目资助标准的讨论，对2020年Warp Speed行动的赞许。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生物医药确实是美国仍然领先全球的创新领域，也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有意避开关于拜登产业政策与互联网巨头反垄断的问题的深入讨论，避免为特定立场站台。
虽然作者用整章论证deploy比invent重要，但给的deploy正面例子是Trump第一任期的疫苗开发Warp Speed行动，没有大提拜登的光伏、半导体制造产业政策。因为固然先进制造领域的规模报酬递增显著、“干中学”效应明显，为政府产业干预提供理由。但同样的因素也导致此类产业分布有极强的先发优势和路径依赖，容易导致赢者通吃。这反而是后发劣势明显情境下政府干预不易起效的原因。且产业政策的落地又受制于基建监管流程。因此，abundance议程没有简单为拜登产业政策站台，而是强调需要在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有效识别领域发展瓶颈，不是无脑投钱。
作者强调去监管（如前所述，集中在住房与基建领域，不涉及反垄断监管或互联网平台监管），在讨论创新的两章也不提互联网巨头，被一些人抨击是在为硅谷资本家站台。然而理性来看，美国自由派对互联网巨头的很多指责本身欠缺合适理由。例如认为互联网巨头垄断扼杀创新——且不说垄断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本身难以定论，而美国互联网巨头又何尝能为美国制造业的创新落后负责。只看IT领域创新，美国仍然领先，而反垄断更少的中国不见得落后，强调监管与反垄断的欧盟反而落后（有实证研究表明GDPR负面影响创新）。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侵犯个人隐私、传播mis/disinformation、乃至给青少年洗脑之类的指控更是近于妖魔化。
综上所述，abundance议程对技术进步的原则立场比其对话对象更合理。作者也没许诺abundance议程及政策建议能解决所有美国的大问题，也避免对一些热门政策争议表态。读者阅读后，不应脑补其立场乱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