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中国与埃及的合作是什么情况，但伊朗的问题非常大。
实际上，我认为在现阶段，跟伊朗达成的任何合作，都像是在辛亥革命前跟大清签条约一样。
在中东诸国里，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唯一一个会产生颠覆性变化的国家，就是伊朗。
波斯是文明古国，它会长期存在于世界之林，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寿命，是很难说的。
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伊朗的种种抽象行为，包括首鼠两端，色厉内荏，抽象升旗等等，大家都知道，伊朗被渗透成筛子了，其渗透的严重程度，几乎已经达到了“政权失能”的程度——在国内，伊朗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宾，无法保护自己的科学家。在国外，伊朗无法支持自己的小弟，无法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
任何理智的国家，都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政权，看做可以合作的对象。
伊朗之所以出现如此抽象的表现，大家都知道原因——反贼太多。但是，为什么伊朗的反贼如此之多呢？
伊朗政权一没有叙利亚那样的民族矛盾（小族临大国），二没有海地那样丧心病狂的腐败问题，三不是沙特那样的世袭王权政权，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权，会有如此多的反贼？
其浅层原因，其实很直接——伊朗现政权，无法向人民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美？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可预见的，必然到来的。这与中国的制度，文化，统治阶级意志都无关，对于这一点，哪怕五十年代的美国人都看的清楚，当年的中情局报告里，写明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判断——中国由共产党执政，将来不会听苏联的。中国由国民党执政，将来也不会听我们的。
原因无他，国家大，人口多，只要中国人想要过好日子，就必然要从欧美嘴里抢饭吃，除非彻底由买办执政，否则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但是，这个情况适用于中国，却不适用于伊朗。
以伊朗的体量，无论其如何发展，其上限都不过于一个地区强国，其经济体制应该为资源出口国➕有限工业化，也就是沙特➕土耳其。伊朗想要与美国进行世界争霸，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成为沙特➕土耳其，必须要反美吗？
答案是否定的，沙特不是反美国家，土耳其也不是。
美国并不介意世界上多一个石油出口国，也不介意多一个地区性的工业国家，这方面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但伊朗人是有案例可参考的——巴列维王朝就是啊！
1979革命前的巴列维王朝，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关系好到美国可以把最好的飞机卖给他。在地域影响力方面，巴列维王朝的空军让邻国极为忌惮，但这支部队在伊斯兰革命后瓦解大半了。
虽然从史实上看，巴列维王朝其实同样有极大的问题，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域差距都大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我们无法指望每个伊朗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能理解体谅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的是——伊朗是可以与美国交好的，而且在伊朗与美国交好的年代里，至少德黑兰人还过的不错。
那么，我们又为何要和美国如此针锋相对呢？
伊朗很难对这个问题给出足以令精英阶层信服的回答，但是其原因其实并不难推导出来——伊朗现政权体制，与其社会发展程度高度不适配。
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伊朗政权的根本问题，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适配。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兴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影响波及十八个省，死亡人数何止千万。太平天国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定都十一年，部队几乎有百万之众，其北伐先锋摸到了北京城下，然而结果是，太平天国最后被镇压了，清朝在其灭亡后又存在了几十年。
1911年，辛亥革命，发动起义的义军人数很少，占据的武汉也并非全国的核心城市，然而四个月后，清朝灭亡。
为什么两次起义，结果如此不同？
根本原因在于，1864年的中国，还可以适配清政府的制度，但1911年的中国人，对清政府已经是一天都忍不下去了。
一个政权的稳定性，不取决于它是否先进，而取决于它是否适配于它的社会现实。
从政治体制来讲，沙特的政体远不如伊朗先进，但前者的政权比伊朗稳定的多，因为沙特的社会对于教权政权是可以接受的。
相比于沙特，伊朗太开放了。
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伊朗曾经被英国和苏联深入影响过，两者的思想和文化在伊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伊朗左翼运动曾经搞的轰轰烈烈，但沙特几乎没有共产主义的土壤。在巴列维时期，伊朗上流社会处处与欧美同频，但沙特的统治阶级从未脱下过阿拉伯长袍，这导致了两国社会的根本区别。
1979年的伊朗革命，其本来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其更类似于一场反王权的“同盟会”的革命，参与革命的力量众多。但霍梅尼以其极高的斗争手段，让这场革命变成了教权一家独大。对于世界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给世界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因为在那个冷战最激烈的时期，所有人都在投共投资或者民族主义之间摇摆时，霍梅尼将一种已被扫入故纸堆的存在——宗教力量，重新推上了舞台。
这固然有当时伊朗社会现实情况的因素，但也不得不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最终结局是一场因人成事的奇迹，从某种角度讲，它是历史的偶然。
现在我们看到了，当创造偶然的人消失后，其结构性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的过程。
对于宗教化政权，最好的参考是阿富汗，塔利班才是这条赛道上的翘楚。
塔利班明白了，宗教的基础在于封闭，只要国家足够封闭，垄断了信息的塔利班可以稳定的维持执政地位，封闭带来了落后，但对于塔利班来说，落后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其原理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一样的。
但阿富汗可以闭关锁国，伊朗不行。
在霍梅尼时代，老霍成功做到了跟中国一样两面开弓——既反美又反苏，加之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让伊朗必须与外界交流，它无法成为一个封闭的政权。
除此之外，为了提升国力，以及吸取前朝城乡差距过大的教训，伊朗现政权做了一件德政——普及教育，拉小城乡及地域差距。这让伊朗产生了庞大的知识阶层，但是，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伊朗的问题是，它无法给予这些知识阶层足够的岗位，它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够高，让伊朗国内没有足够的就业，与国际联通的程度又不够，让伊朗精英无法向印度人一样大规模的润欧美，两相夹击之下，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产生怨气的。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在他们看来，有一个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投美。
伊朗的地缘政治情况，要求它发展经济，发展科学，但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又必须以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为前提。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俗化就等于一定程度的美国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里，我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美国化运动，而伊朗，要如何在政治上反美的情况进行美国化呢？
这种极度拧巴的情况，就是伊朗反贼塞路的原因，偏偏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的政治体制还非常奇怪。
如果伊朗是一个单纯的政教合一国家，他就应该如沙特王室般垄断所有的政治权力。如果伊朗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他就可以像土耳其一样搞民选，但伊朗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民选总统的政教合一国家。
民众的意见，可以通过直选来形成力量，但直选又无法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力——因为有最高领袖的存在。所以，虽然在最高领袖的压制下，伊朗整体上呈现了反美态度，但政权内部已经四分五裂，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这就像晚清最后的时光一样，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汉人军阀，八旗贵胄，各有各的打算，大清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个帝国，但实际上已经默默碎掉了。伊朗的统治阶级明显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们在巴以冲突以来一直如小丑般的表现的原因，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不堪一击。
在中东各个国家里，各有各的问题。沙特等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基本等于洋务运动版的带清，但由于石油带来的天降财富，其政权远较带清稳定，如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其统治集团的水平还颇高，极具国际性视野。如埃及这样的人口大国，基本已经快被人口压力压垮，经不起任何风浪，但好在其政治体制基本适配其社会情况，哪怕再多来几次政变，也不会对国家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伊朗不同，伊朗一旦出现改变，将会是剧烈的，极具颠覆性的。至少在现阶段，对伊朗进行长期性的投资和合作都不是个很理智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我们很难预料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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