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1984》已经提到过。
在茱莉娅眼里，一切以她自己的性欲为出发点。一谈到这个问题，她就有极为敏锐的看法。跟温斯顿不一样，她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那是党无法控制的，因而可能的话，一定得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是性压抑能导致歇斯底里，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是这样说的：
“你做爱时，耗尽了全部力气，然后你感到愉快，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不能忍受你有这种感觉，他们想要你时时保持精力充沛。所有那些来来去去的操练、欢呼、挥舞旗帜等，都无非是另外的性发泄方式。如果你内心感觉愉快，你干吗还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以及所有别的操蛋玩意儿激动？”
当然，奥威尔在本书的描述是相当压抑的，特别是当你认识到奥威尔所描述的并不单单是敌人，更是20世纪末整个人类种族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描述做出反应：变得更加绝望和顺从，或者认为我们还有时间，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用更大勇气去应对。三部反乌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丧失人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有些人怀疑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毁灭人类的核心，会破坏人类的未来。因为这样，人类会变得完全没有人性，缺少生机，他们会自相残杀，或者在纯粹的无聊以及焦虑中死去。即使《一九八四》所描写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主导形式，这也是一个疯子的世界，一个没有活力的世界（奥威尔已经在领袖的眼睛闪出的疯狂光芒中巧妙地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三个都不想坚持认为这样的世界必定会到来。正相反，他们指出我们正在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除非我们可以成功地让西方文化根源中的那些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尊严重新复苏。奥威尔和其他两位作者，暗示着在我们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下，人制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而自己却发展得越来越像机器，这将是一个人性丧失、全面异化的时代，人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的一个附件。三个作者都暗示这种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危险是现代生产和组织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外。奥威尔，像其他两位反乌托邦的作者一样，并不是灾难的先知，他只是想警告和唤醒我们，虽然毫无作用。
他仍然充满愿景——但与西方社会早期的乌托邦作者们相比，他的愿景是令人绝望的。这个愿景只能靠辨识去发现，所以《一九八四》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着的危险，它会让人类丧失所有的个人痕迹、爱和批判性思维，但是因为人类的“双重思想”，人类甚至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危险。这本书就像奥威尔发出的强有力的警告，但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一九八四》的描述也包括我们自己，而自作聪明地解释为仅仅是对斯大林主义野蛮行径的描述，那将是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