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希特勒与犹太女孩儿的故事。之前在知乎看到有人具体写过，摘述一段。

1933年，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伯格霍夫别墅接见了7岁的伯尔尼·尼诺。两人因同一天生日而建立联系，希特勒甚至亲自喂她吃草莓奶油，并允许她称呼自己为“希特勒叔叔”。伯尔尼此后多次造访别墅，与希特勒合影的照片被纳粹宣传机构广泛传播，塑造了元首亲民的形象。

根据柏林联邦档案馆保存的17封信件（1935-1939年），伯尔尼在信中称希特勒为“亲爱的叔叔”，并为他编织袜子。例如，1936年的信中写道：“我用更细的羊毛织了袜子，这样您旅行时脚就不会冷了。”希特勒对这段关系的纵容令人震惊——他早在1933年就知晓伯尔尼的犹太血统（其外祖母是犹太人），却选择无视纳粹种族法的核心原则。

这种特殊关系在1938年戛然而止。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发现伯尔尼的血统后，强行终止了她与元首的联系。尽管伯尔尼一家未被送往集中营，但她于1943年死于脊髓灰质炎，年仅17岁。

在纳粹德国的历史叙事中，阿道夫·希特勒与犹太女孩伯尔尼·尼诺（Rosa Bernile Nienau）的通信故事堪称最具戏剧性的悖论。但这个故事既揭示了极权主义者复杂的人性侧面，也深刻反映了人类心理对道德矛盾的认知偏差。

希特勒作为大屠杀的策划者，他的意识形态与对伯尔尼的个人情感构成了强烈的认知冲突。

根据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个体在面对矛盾信念时会产生心理不适，进而通过合理化行为来缓解这种不适。

有人分析，希特勒可能通过“例外论”来调和矛盾：他将伯尔尼视为“特殊犹太人”，认为她的金发碧眼符合雅利安人形象，从而将其排除在“劣等种族”的范畴之外。

而反观大众对这一故事的复杂反应，也折射出心理学中的归因偏差。

恶人善行易被归因为情境因素（如一时心软），而善人恶行则被归因为内在品质。

希特勒的暴行被固化为“绝对之恶”，因此他对伯尔尼的善意被视为“人性微光”，引发题主所说的道德赦免的错觉。

这种心理机制与“黑羊效应”类似——群体中的极端成员偶尔展现的温情，会被过度解读为救赎的可能。

另外，也可以用情绪理论来解释。

心理学家发现，当人们遇到矛盾信息时，会本能地寻找合理化解释。

就像看到墨水滴在纯黑布料上不明显，但溅到白衬衫上就特别刺眼。

坏人偶尔的善行之所以震撼，恰恰因为他们的"道德底色"太黑暗。这种反差带来的情绪冲击，会让人不自觉地放大那点善意，仿佛在绝望深渊里抓到根救命稻草。

而反之，白衬衫上的墨迹，哪怕是一点点，也会让人无法忽略。

特蕾莎修女在日记里写自己有过信仰动摇，信徒们就集体破防；某明星学霸人设翻车，立刻被全网群嘲。

也有一些观点，用心理学中的"完型理论"解释这种现象：人们会脑补缺失的信息来维持完整认知。

对道德模范，我们潜意识里已经给他们画好了"圣人画像"。

当发现画像有裂痕时，要么拼命否认裂痕存在，要么愤怒地撕毁整幅画——这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内心的价值观不崩塌。

以上这些，都是类似于题主说的，坏人的善行也好，忏悔也罢，回忆杀也行，给人们带来的反转式体验。而善人的一次动摇，可能就会演化为“一失足成千古恨”。